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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部向世卫组织通报中国食品安全情况（全文）


2007年8月22日，卫生部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中国食品安全情况，全文如下：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为便于加强与各成员国的沟通和交流，促进食品贸易发展，保护公众健康，现将中国食品安全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中国出口食品安全情况

中国食品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额列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日本、美国、韩国、中国香港、俄罗斯、德国、马来西亚、荷兰、印度尼西亚、英国。

（一）中国出口食品的合格率在99.0%以上。

2004年至2006年，中国出口美国食品分别为89459、81754和94442批，合格率分别为99.0%、99.0%和99.2%，出口日本食品合格率分别为99.8%、99.9%、99.8%，出口欧盟的食品合格率分别为99.8%、99.9%和99.9%。2007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食品总体合格率为99.75%，其中，中国出口美国食品合格率为99.1%，出口日本食品合格率为99.8%，出口欧盟食品合格率为99.8%。从上述统计数据可见，中国出口食品的合格率均在99.0%以上。

（二）中国出口食品安全管理。

1.进出口食品安全法规体系。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进出口食品安全法规体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8部法律，《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等8部法规，《进出境肉类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进出境水产品管理办法》、《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管理办法》等18个部门规章，国家食品标准1800多个（其中强制性国家食品标准634个），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近746个。

2.进出口食品安全组织机构。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质检总局，AQSIQ）是国务院直属的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正部级机构，下设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具体包括：研究制定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规章和制度，实施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开展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定风险管理政策和紧急预警措施，负责重大进出口食品安全质量事故查处。质检总局下设35个直属检验检疫局，35个直属检验检疫局又下设630多个分支机构，均设有专门负责进出口食品安全的部门。

3.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能力。中国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共建有163个食品检验检疫实验室，直接从事进出口食品检验工作的专业人员达6000多人。食品实验室技术先进，设备齐全，绝大多数拥有液质联用仪、气质联用仪、离子色谱质谱联用仪（ICP-MS）、高分辨质谱仪、同位素质谱仪、定量荧光PCR等先进仪器，具有很强的检测能力。

4.出口食品安全管理。中国对出口食品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措施，实施从种植养殖基地到出口全过程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具体措施包括：对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养殖基地实施检验检疫备案管理；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施卫生注册制度；严格生产过程监控，规范出口食品标签或标识，以便质量追溯和召回；出口食品逐批检验；根据进口国及地区要求，出具官方证书；实施“违规企业名单”制度，目前已有55家企业被列入“违规企业名单”。

二、中国食品安全情况

为保证食品安全，中国政府从农产品种养殖到食品消费等各个环节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以维护消费者饮食安全。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工作。

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大幅度提高，目前，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达到94%以上，畜产品中“瘦肉精”合格率达到98%以上。农业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工作包括：一是做好农产品产地保护和生产环境监测。制定了《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建立产地监控和评价机制，加强环境监测与管理，监控农业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二是加强投入品管理。组织实施农药及农药残留、兽药及兽药残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水产品中药物残留监控计划，查处违法销售、使用禁用药物和化学物质的行为，对农产品生产者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指导与培训。三是组织实施例行监测。每年对全国37个大中城市蔬菜农药残留、36个城市畜产品“瘦肉精”污染和22个城市水产品药物残留进行监测，并开展了部分产品的监督抽查。四是开展产品认证，引导和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五是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检测体系和风险评估等支撑工作。

（二）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管。

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监管工作，一是建立并严格实施了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截止到2007年上半年，共向生产企业颁发了10.7万张食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食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同类食品的90%以上。二是加大食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力度。通过加大抽查频次，扩大抽查覆盖面，基本实现了抽查一类产品、整顿一个行业的目标。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共对7880家企业的11104批次食品进行了国家监督抽查。三是加强对食品小作坊的专项整治力度。一方面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让小作坊尽快达到市场准入条件；另一方面重点实施基本条件改造、限制销售范围、严格限制预包装和要求公开承诺等四个方面的监管措施。经过整治，截至2007年6月底，已取缔5631家，强制停产8814家，5385家整改后达到准入要求。四是落实食品安全区域监管责任制。2006年，共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进行了90万次巡查；截止2007年6月底，在31个省（区、市）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区16030个，确定食品安全专职监督员25346人，聘请政府协管员72474人，聘请社会信息员106573人。五是不断加大食品执法打假工作力度。围绕重点食品、重点厂点和重点区域，严厉打击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证照皆无的制假制劣黑窝点。

（三）食品流通环节监管。

工商部门不断强化流通环节整治工作，主要包括：一是开展“农村食品市场整顿年”活动，以农村市场、配送到农村的食品为重点，加强对农村食品市场的专项执法检查。检查重点食品市场，查处食品违法案件，规范食品经营行为。二是以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车站码头为重点区域，以各类市场、商场、超市、批发市场和食品经营企业为重点企业，根据季节性和节日性消费特点，集中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三是加强对流通环节食品质量准入、交易和退市的全程监管，强化食品经营者第一责任人意识，完善食品质量市场准入制度，加大市场巡查力度，严把食品入市关。以食品质量监测和快速检测为主要手段，加强交易环节食品质量监控，严格不合格食品退市制度。四是集中开展猪肉等副食品专项执法检查，取缔无照经营、查处制售注水猪肉、病死猪肉、不合格猪肉等违法行为。

（四）餐饮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

餐饮卫生是食品卫生的重要环节。卫生部门在餐饮业卫生监管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是要求各地加大对餐饮卫生的监督力度，落实《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加强餐饮环节监管。二是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制度，探索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意见公示制度，进一步提高食品卫生监管的能力和效率。三是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查处大案要案，并及时向社会通报。四是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工作，会同教育部部署开展全国学校食品卫生、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治专项检查工作，预防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发生。

三、食品安全保障措施

（一）法律法规体系。

为保障食品卫生安全，卫生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食品卫生法》，制定了90余个配套规章，涉及食品及食品原料、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食品卫生监督处罚、餐饮业和学生集体用餐等各方面的管理。近些年，还颁布实施了《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健康相关产品国家卫生监督抽检规定》等法规和规范。在加大食品生产经营阶段的立法力度的同时，中国也加强了农产品种植、养殖阶段，以及环境保护对农产品安全影响等方面的立法，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及《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植物检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二）技术支撑体系。

为做好食品安全技术支撑，中国不断加强检测机构能力建设、监测和评估等工作。全国现有食品监测机构5000余家，通过完善检测方法、加强质量控制，检验能力不断提高，部分检测机构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监测网质控考核。中国高度重视危险性评估工作，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组织开展了食品中污染物和部分塑料食品包装材料树脂及成型品浸出物等的危险性评估；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还专门开展了食品中微生物、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食品添加剂、食品强化剂等评估。中国成立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专门开展农产品质量风险评估工作。通过评估，指导农民使用标准化生产技术，带动标准化生产面积超过5亿亩；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的优质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已成为出口农产品的主体，占到出口农产品的90%。近5年来，绿色食品已得到40多个贸易国的认可，出口贸易额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增长。

（三）监测和安全预警系统。

为掌握全国食品和农产品安全状况，卫生部和农业部重点开展了食品和农产品监测工作，国家质检总局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快速预警与快速反应系统，开展了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风险监测工作。卫生部参照全球环境监测规划/食品污染监测与评估计划GEMS/FOOD，开展了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截至目前，监测点已经覆盖15个省区市8.3亿人口，重点对消费量较大的54种食品中常见的61种化学污染物进行监测。截至到2006年底，获得化学污染物监测数据40多万个，初步摸清了我国食品中重要污染物的污染水平及动态变化趋势。膳食和营养监测是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组织开展了四次全国性膳食与营养调查和三次总膳食研究工作，掌握了全国居民膳食结构、饮食和疾病谱变化趋势。卫生部还根据监测发现的问题发布了蓖麻籽、霉变甘蔗、河豚鱼、生食水产品、毒蘑菇等十余项食品安全预警信息。农业部也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对全国大中城市的蔬菜、畜产品、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实行从生产基地到市场环节的定期监督检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定期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加强跟踪检查，有力地督促和引导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健康发展，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区、市）也已开展省级例行监测工作。质检总局加强了食品安全风险快速预警与快速反应系统的建设，目前已经实现了对17个国家食品质检中心日常检验检测数据和22个省（区、市）监督抽查数据的动态采集，每月收集有效数据2万余条。同时，质检总局加大了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风险监测的工作力度，重点监测非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问题，截止到2007年6月底，风险监测抽样覆盖24个省（区、市），共检测20类产品中的2501个样品，涉及到33种检测项目，获得9477个有效监测数据。通过动态收集、监测和分析食品安全信息，初步实现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和早处理。

（四）建立食品安全综合监督、组织协调机制，统筹制定食品安全规划。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部门，牵头建立了食品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沟通情况，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31个省（区、市）均成立了食品安全协调机构。食品安全工作纳入了地方政府考核目标，大部分省、市、县政府自上而下层层签订了《食品安全工作责任书》，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8个部门连续五年在全国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连续两年对全国31个城市实施了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各省（区、市）也开展了对地（市）的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通过量化管理指标、品种检测指标和消费者满意度指标考核，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负总责的意识，促进了监管措施和监督责任的落实。

几年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断协调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工作，开展了食品安全信用体系试点工作，推动了食品企业诚信制度建设。

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提升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水平、完善食品安全相关标准、构建食品安全信息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科技支撑能力、加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重大事故应急体系建设、建立食品安全评估评价体系、完善食品安全诚信体系、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完善食品安全相关认证、加强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等重要任务。

四、食品安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其他国家、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注重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检测技术，促进中国食品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

（一）积极参与国际食品安全活动。

中国政府一贯倡导并积极参加各类国际食品安全组织活动，包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食品安全信息网络（INFOSAN）和食品污染监测与评估计划（GEMS/FOOD）等各项工作。主要有：一是积极参加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中国于1984年加入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成立了由卫生部、农业部任组长和副组长单位的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2006年7月，中国经CAC大会批准成为国际食品添加剂和农药残留两个法典委员会主持国，由卫生部和农业部分别承担相关工作。2007年4月和5月，中国作为主持国成功举办了第39届国际食品添加剂委员会会议和第39届农药残留委员会会议。中国还牵头起草或参与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有：《减少和预防树果中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生产规范》、《食品添加剂通用法典标准（GSFA）》食品分类系统修订和GSFA前言部分、二恶英测定、丙烯酰胺等。二是积极参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活动。三是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正式倡导开展区域性食品安全合作，得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南亚等国家的积极呼应，成立了APEC食品安全合作论坛，由中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主持。四是2007年5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二）加强食品安全技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技术专家参与各类食品安全技术培训、研讨、交流和水平比对等活动，并欢迎国外技术专家来访、学习和培训。自2001年以来，先后同美国、欧盟、意大利、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士、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泰国等国家开展了一系列食品安全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领域的技术培训与交流项目。先后邀请美国、欧盟、日本的专家来华举行HACCP指南及其应用、贝类卫生控制计划、残留监控、肯定列表制度等专题培训。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实验室还多次参与英国食品分析能力测试(FAPAS)等国际比对实验，定期参加亚太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APLAC）、澳大利亚国家测试认可委员会（NATA）等知名认可机构组织的国际间能力验证活动。截至2006年11月，共有22家检测机构获得韩国“国外公认检测机关”的认可，经过上述22家检测机关检测的输韩食品，入境时韩国予以免检。日本承认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垂直管理的35个直属检验检疫局所属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十余个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加并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食品安全检测能力考核。

（三）注重发展国际食品安全合作。

截至目前，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挪威、俄罗斯、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定期、不定期地举行研讨会或专家互访。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先后同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蒙古国、越南、菲律宾、丹麦、法国、荷兰、爱尔兰、匈牙利、波兰、意大利、挪威、瑞士、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乌拉圭、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香港、澳门等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33个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签署了48个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卫生议定书，确立了中国与有关进出口食品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在食品安全合作机制下建立了年会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近期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发布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明确生产企业、监督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加强各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大对违法生产经营者的处罚力度。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正在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做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确保食品安全。

中国政府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愿与国际社会及其他国家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食品安全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并向各成员国通报中国食品安全的有关情况。

犯罪构成事实研究

郭锐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 430072


内容提要：现代犯罪构成理论是在行为事实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是，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犯罪构成事实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而在理论上与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和犯罪事实甚至和犯罪构成本身混淆在一起。本文试图划清犯罪构成事实的界限，以及讨论它在犯罪构成乃至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赞成犯罪构成事实是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观点，同时提出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量刑之间逻辑关系的客观物质基础，对刑事司法裁量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刑法保护和保障两个机能的统合点。认为在刑事司法裁量中只有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清楚，才能保证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关键词：犯罪构成事实 犯罪构成 定罪 量刑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核心理论，而犯罪构成这一概念也是犯罪构成理论的核心概念。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对这一定义的说明，学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1］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沿袭前苏联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大大不同于西方大陆法国家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论。与犯罪构成概念相关的还有犯罪构成事实犯罪构成要件、以及构成要件要素等概念。它们分别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对于同属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犯罪构成事实的研究却是不够的，或者说犯罪构成事实的意义以及其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似乎为学者们所重视。在学说上，又常常把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混淆，把犯罪构成认为是刑事责任折唯一的根据，以及判断犯罪形态的标准。传统的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的权威理论，影响着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针对以上的情况，笔者拟从犯罪构成事实这一概念的分析展开，对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作用以及进其与定罪量刑的关系行讨论，以期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犯罪构成事实的界定
犯罪构成事实，有的学者认为，是指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以行为为核心的现实状态的综合，其中必然存在同犯罪构成要件相互对应的评价因素。［2］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犯罪构成事实与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前者，系事实关系，后者，系法律关系。［3］犯罪构成事实既然作为一种事实，那么必然具有客观性，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犯罪存在的客观性，是刑法禁止的客观性基础。犯罪行为的客观标准只能是行为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的禁止评价只是确定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的侵害所造成的实际社会危害。［4］犯罪构成事实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与犯罪有密切的联系。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上，犯罪是行为，从实质意义上说，犯罪是侵害、威胁法益的行为，从形式上说，犯罪是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所以犯罪概念的基础首先是行为。［5］而我国刑法学者认为，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其他方面的构成要件都是说明危害行为的具体性质和严重危害程度的，所以，没有危害行为也就没有犯罪。［6］现代刑法理论以行为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行为概念是刑法学上的核心，无行为即无犯罪，也就无刑事责任。犯罪构成事实是以行为为中心的，是行为构成犯罪后客观存在的表现，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意义。
犯罪构成事实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刑法学者并没有太多的论述。而且对犯罪构成事实本体的研究也不多见。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的作用都是很明显的，而且也应该重视犯罪构成事实的研究。犯罪构成事实也由四个部分构成，对应着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7］。犯罪构成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犯罪构成事实中的犯罪主体，是指其行为构成犯罪的行为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有的学者认为，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主体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含义：一是犯罪的资格主体，一是犯罪的现实主体。犯罪的资格主体属性表明了一种主体犯罪的可能性，犯罪的现实主体属性表明了一种主体犯罪的现实性。［8］我认为，犯罪主体只能是犯罪构成事实中的概念，而所谓犯罪的现实主体即是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之后，受刑法评价的行为主体。而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只能以行为主体来表明这种主体的资格，因为犯罪构成要件是决定成立犯罪的标准，行为在被确定为犯罪之前，不能先以犯罪主体来说明行为人，所以，犯罪构成事实中，犯罪主体是指实施了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事实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是指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按传统的观点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里的客体，应该包括作为抽象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利益，也包括具体的犯罪对象的内容。虽然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存在着客体是否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争议，但在犯罪构成事实中，由于每一个犯罪必然是对客体的侵害，也就是说每一个犯罪，必然有一个客体作为它的承载，故其行为事实中也应包括有犯罪的客体，否则，犯罪构成事实本身就不完整。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的犯罪的心理状态，即包括故意和过失，同时，在犯罪构成事实中，行为人的动机、目的等心理状态，也是重要的内容。不能因为犯罪动机或目的不是一切犯罪所必须的构成要件而否认其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内容。由于动机或目的，对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量定有很大的影响，故在研究犯罪构成事实时，不能将动机或目的排除在犯罪构成事实的范围之外。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具有主观的性质，但相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却是一种行为的事实，而且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存在于一切的犯罪之中，所以，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一部分。犯罪的客观方面，即行为表现出来的各种事实的状态，包括行为、行为的方式、手段、危害结果（包括危险状态和实害结果）和与行为紧密相关的时间、地点等因素。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实施和产生结果的，而且必然表现出有联系的一系列的事实，否则只是停留在行为心中的一种犯罪意识。这些构成了犯罪构成事实的客观方面。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有其一定的事实内容。首先，犯罪是由个人或单位所实施的，基于主体的心理状态，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一种侵害或威胁的作用，以一定的行为事实表现出来。这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就是犯罪构成事实。犯罪构成事实不仅仅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那部分行为事实，还包括其它的非构成要件要求的行为事实，这些事实对犯罪的形态以及量刑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如一般的单独的犯罪，并没有要求是共同犯罪，如果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这些则是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犯罪构成事实。再如在构成要件之外的加重情节或减轻情节，也不在犯罪构成要件之中，但由于对定罪和量刑具有影响，所以也是构成事实。犯罪构成事实也不同于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指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其中包括对定罪量刑没有意义的行为事实，如被害人的一些特征、犯罪的工具等，都可能对定罪量刑没有现实意义，而应被排除在犯罪构成事实之外。犯罪构成事实、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和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是：犯罪构成事实包括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但包括在犯罪事实之内。
犯罪构成事实既然是行为成立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量刑意义的行为事实，它在犯罪构成中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则应该考虑。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上看，犯罪构成的理论，是从行为事实中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上的概念拉丁语Corpus delicti，是构成要件一词的来源。而在此之前，据德国学者的研究，在中世纪意大利的纠问程序中使用的Constare delicti，意思是犯罪的确证。在一般纠问过程中，首先必须调查是否有犯罪存在，在得到存在犯罪的确证之后，方可对特定嫌疑人进行特殊纠问。到1581年，意大利刑法学者Farinacius提出Corpus delicti一词用以表示已被证明的犯罪事实。1796年德国学者Klein最早将Corpus delicti译成德语Tatbestand，仍是诉讼法上的概念，直到费尔巴哈，Tatbestand才明确地被当作实体刑法上的概念来使用。日本学者则将Tatbestand译成构成要件，在前苏联，则由犯罪构成一词来表示构成要件，而且在内涵上也是不同的。［9］台湾学者林山田指出，在早期刑法学中，所谓“构成要件”，含义相当广泛，系指构成刑罚之法律效果之一切“法律条件”。换言之，也即指法律所规范之构成犯罪之一切要件，包括犯罪构成事实、违法性与罪责等问题。但后来又结束这种见解，乃采狭义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个不同犯罪类型的构成事实。［10］不管论者对犯罪构成事实的理解怎样，也不管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的构成要件不同于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但行为事实却是刑法理论所应着重关注的，而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却没有找到应有其地位和意义的犯罪构成事实。而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犯罪构成事实（被确证的犯罪事实）是现代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基础。中世纪意大利纠问程序中的Corpus delicti的概念，是指在一般纠问程序中所应确证的犯罪事实，它意味着舍弃了与行为人联系后的一种外部的客观实在。［11］这时这种客观实在并不称为犯罪构成，因为其中没有包括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事实状态，即在犯罪主体方面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欠缺的，而只是纯客观的，外在的行为事实。
犯罪构成事实，依据一定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种类。犯罪构成事实有基本的构成事实和修正的构成事实。前者，是指由刑法分则性条文规定的标准的犯罪构成要件被行为实现后出现的犯罪构成事实，而后者，则是相对于标准的构成事实的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犯罪既遂、［12］以及结果加重犯的行为事实。由于犯罪构成事实在实际中是千差万别的，而刑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犯罪形态都规定在法典中，所以，依据常发性的行为状态，将其规定为标准形态，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定罪量刑的一个基点。针对千差万别的犯罪现象，刑法相对于标准的形态而言，将有异于标准形态的犯罪构成事实，规定了减轻或加重的刑罚，从而使刑法分则成为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在犯罪构成上，可以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单独犯的既遂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在日本刑法学中，基本的犯罪构成指例如像“杀人的”那样，预定以单独的行为人完全实现犯罪形式，不需要其他补充的自足形式规定的构成要件。［13］而修正的犯罪构成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各种不同犯罪形态，而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后呈现出来的犯罪的行为事实状态，所以，仅仅完成了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它的犯罪构成事实可以称为基本的构成事实，而不足或超过基本犯罪构成的则是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的修正的构成事实。虽然具体的犯罪有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每一种犯罪都可能有基本的犯罪构成。而在现实的犯罪现象中，犯罪构成事实有的是既遂的单独犯的犯罪事实，有的则是未遂的、中止的、预备的或者结果加重的以及共同犯罪的行为事实，这样对犯罪构成事实的区分，可以较清楚地认识犯罪的完成或未完成、单独或共同的形态。因为在行为事实上，犯罪构成事实是不相同的，犯罪既遂状态之下的犯罪构成事实一般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的。除这种划分外，犯罪构成事实还可以依照犯罪构成的其它分类再进行划分，如有的学者分犯罪构成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所谓独立的犯罪构成，又称普通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对具有通常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所谓派生的犯罪构成，是指以独立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具有较重或较轻的社会危害程度而从独立的犯罪构成衍生出来的犯罪构成，如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14］依此犯罪构成事实也可分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和派生的犯罪构成事实，前者，是行为事实状态表现出通常社会危害程度，而后者，则是由于具有一定的减轻或加重的行为事实，而表现出较轻或较重的社会危害性，如强奸罪，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仅仅具有普通的一般的社会危害程度，而加重的，则可以因为行为人具有其他的行为事实如手段残忍、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等情形。
以上的两种分类，都与相应的刑事责任相关，如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则直接按刑法条文的规定量刑，而修正的犯罪构成事实，则依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刑法分则的规定处罚。在第二个分类中，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则依其通常的社会危害性，依刑法量刑，派生的构成事实，则由其有减轻或加重的构成事实，而在通常的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减轻或加重处罚。这两种分类有其交叉的地方，因为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可能是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也可能是派生的犯罪构成事实，如故意杀人罪，可以在通常的社会危害程度中的既遂，但也可以是因杀人的手段残忍或其它加重情节而加重处罚的既遂。犯罪构成事实是对量刑有极大的影响，也可以把修正的犯罪构成事实看成是相对于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的修正而也表现出量刑的轻重，但是这种分类在性质上是有必要的，因为，犯罪构成事实不单单影响量刑，而且也决定了犯罪的形态，也影响了定什么罪（什么样的犯罪形态）上。虽然最终都是体现在刑事责任的轻重上，但实质上还是应该严格区分的，前一种分类主要从犯单个罪的在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纵的方面上和主体上来划分的，而后一分类则是以犯罪构成事实在横的方面上的划分。也可以说，这样的分类并非是绝对的。笔者认为，可以把共同犯罪形态的犯罪构成作为一种派生的犯罪构成，而其犯罪构成事实也可划为派生的构成事实，从而单纯地从纵面上和横面来划分犯罪的构成和构成事实。
总之，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的扩展，这一扩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调和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观点。主观主义认为犯罪行为是犯罪人危险人格或性格的体现，应处罚的是行为人。而客观主义则重视客观存在的行为，认为行为才是处罚的对象。犯罪构成事实把行为和行为人联系在一起，即有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又有行为人的客观方面，两者统一在构成事实之中。其次，仍保持着行为概念的重要机能，而且使理论上的逻辑关系得以实践于客观存在。按西方刑法学者的观点，行为具有实质机能，即无行为即无犯罪，行为是一个逻辑起点。刑法学者W·Maihofer归纳了行为概念的三点基本机能，一是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即行为可以毫无例外地包含刑法上重要的、所有的人格态度；二是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即在构成犯罪论体系时，将违法的、有责的、可罚的这些无价值判断结合起来；三是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即在刑法上并不重要的举动由于不认为是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考察范围之外。[15]犯罪构成事实这一概念，在无行为无犯罪的逻辑起点上，也体现了以上的三种机能，同时，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把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与作为实践之中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联结在一起。

二、罪构成事实的相关关系
犯罪构成事实是犯罪行为的事实状态，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具有紧密的联系。犯罪构成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体，而且犯罪构成也表现为一种行为事实特征的类型，实际上是从诸多犯罪事实中综合概括而成的。但是，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存在很大的差异，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构成犯罪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事实，而犯罪构成则是决定行为成立犯罪与否的标准，两者所属的范畴不同。现代刑法学上犯罪构成理论可以说是在犯罪构成事实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近代的刑法发展，罪刑法定主义的提出是这种由构成事实发展出犯罪构成这一标准的契机。犯罪构成事实本来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费尔巴哈从来没有将Tatbestand视为犯罪成立或犯罪成立的要件。……实体法中的Tatbestand仅仅指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而已。［16］随着刑事实体法的发展，犯罪构成事实应该随着犯罪构成理论的前进而前进，也应该在实体法上重视构成事实的研究。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决定行为构成犯罪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时，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决定犯罪形态的标准。这样，犯罪构成的作为一种标准的意义被扩大，造成了对犯罪理解的一些不必要的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刑事责任的根据并不是犯罪构成这一法定的抽象的犯罪行为的类型本身，而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这一具体的法律事实。［17］这种主张强调了犯罪构成是行为的类型而不是作为行为事实本身，也强调行为事实必须符合犯罪构成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正是笔者所主张的。但仍有学者主张，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刑罚适用的前提。［18］还有的学者主张，由于犯罪构成是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因此，犯罪构成不仅决定着刑事责任的质（有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刑事责任的量（大小）。不过，行为人的行为是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对于解决刑事责任的大小来说，只是主要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19］这种观点把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错误的，尽管该论者认为犯罪构成不是刑事责任唯一的根据。关于刑事责任的根据，有人指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多侧面的、多层次的，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统治阶级受其物质生活条件支配而形成的刑事政策根据，有哲学基础上的理论根据，也有直接引起和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根据。就刑事责任产生和存在的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而言，则是法律规定的，而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的犯罪构成事实。［20］我们讨论的是作为直接引起和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根据，上述论者所言的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仍没有脱离犯罪构成而获得独立，与本文的提出的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不大相同，但是，已经明显的可以看到，这种观点不是把犯罪构成本身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这里的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指引起刑事责任、决定刑事责任量定的根据。我们知道，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基础，没有犯罪就没有刑事责任，但是，犯罪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法律概念，而是在现实中有活生生的行为事实的一种现象，必须以一定的客观事实作为它的承载体，而决定刑事责任的量定的根据，除了犯罪构成事实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承担这个重任的，不可能在行为事实之外寻找量定刑罚的根据。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就是犯罪构成事实。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个规定所谓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正是犯罪构成事实的表现出来的。在犯罪事实中，对定罪量刑没有意义的客观事实自然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如犯罪主体的性别在一般的犯罪中是没有意义的。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只能包括含在犯罪构成事实之中。有的学者认为，作为我国刑法的量刑原则之一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原则的派生原则，指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应当根据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在相应的法定刑范围内或以该法定刑为基础，判处适当的刑罚或刑期。［21］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犯罪构成事实本身，才能坚持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犯罪构成是一种行为的类型或行为特征的存在，本身无法区别不同的犯罪之间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如果以犯罪构成或构成要件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那么，怎样实现刑责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犯罪构成事实是犯罪行为与客观世界的作用以及行为主体的主观上的心理状态的表现，在每一个犯罪中，是互不相同的，正是基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差异性，才能有刑责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
有的学者认为，犯罪构成作为法律对各种犯罪成立所需要件的有机整体而作的规定，和与犯罪构成这种法律规定相符合的犯罪事实，是既有联系，又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将本来是法律规定的犯罪“类型化”仅视为或同时视为事实，根植于事实本身，即在事实之中寻找犯罪构成，其结果必然脱离法律根据来确定犯罪构成??事实就是犯罪构成，这样无疑要陷入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审判思维模式。［22］这种观点是中肯的，因为只有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之后，才能对之进行定罪量刑，犯罪构成仅仅作为一种行为的类型，其本身是不同于行为事实的。实质上，犯罪构成和犯罪构成事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因此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因为犯罪构成与构成事实之间又具有紧密的联系，故应该对两者加以辨别和区分，以免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按照德日等国的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不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条件，而仅仅是其中之一，构成要件是形式违法判断的标准，德国刑法第11条规定：违法行为仅指实现了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23］而犯罪构成事实则与此不同。构成要件是刑法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刑法不论承认与否都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即使这种性质并非是立法者的先定目的，在客观上，仍会给社会这样的印象。刑法因此而关系到社会成员的重大利益，必须加以限制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刑法明确规定各种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以令社会成员不行这种具有明确特征的行为，而且也规定了行为成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即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正是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是从行为中概括、归纳出来的，其本身的基础就是客观的行为情状，若要从客观并不存在的行为归纳犯罪构成要件，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必然徒然无功。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成立犯罪的，也不是空洞洞的犯罪行为，而也有它实在的性质，行为仍然是社会行为，只不过是表现出与犯罪构成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和符合性。所谓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符合性，是指行为可能存在不足或超出犯罪构成的事实。因此，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犯罪构成事实和罪状，也是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不同的两个概念。根据学者的总结，罪状是立法者在刑法分则性罪刑式条文中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和升降法定刑档次条件的类型化表述。［24］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一）罪状的内容主要是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此外是升降法定刑档次的条件。（二）罪状是一种类刑化的表述。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成立犯罪后所现出来的行为事实状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内容。犯罪构成事实包括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一点是说明构成事实是和罪状具有一致性的。但犯罪构成事实和罪状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上看，罪状以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为内容，犯罪构成事实以行为事实状态为内容，所以罪状实际上也是犯罪构成，只不过是犯罪构成的具体化，是从行为事实中概括而来的。其次，从属性上看，罪状是规范层面上的概念，具有抽象性。［25］而犯罪构成事实则是一种行为事实，具有具体性，如罪状中有关于情节严重的表述，在具体的犯罪构成事实中，可以表现为犯罪对象的特殊性、危害结果的严重性、行为方式的危害性等。总之，罪状的抽象的规定，却指导着具体的犯罪构成事实，具体的构成事实是罪状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一个罪状之下，可以有诸多不同的犯罪构成事实，因为没有两个具体相同的犯罪行为。

三、犯罪构成事实：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
刑法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与统治秩序，根据自己的意志，以国家的名义颁布的，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犯罪、刑事责任、刑罚是刑法的基本范畴。关于罪刑关系，我国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罪可以分为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刑，可以分为报应之刑与预防之刑。罪刑关系，可以分为已然之罪与报应之刑的因果关系和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的功利关系。［26］犯罪的构成事实，是属于已然之罪的范围，因为，未然之罪并没有客观的行为事实，不可能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所以，在这里讨论作为已然之罪和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罪与刑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不同于刑法因果关系，后者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论范畴之内的，而罪刑关系则是横跨于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的，是犯罪作为原因与刑事责任作为后果的关系。而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乃是着眼于对未然之罪的预防。罪刑关系，是刑法的中心线，其联结犯罪与刑事责任（刑罚）两个基本范畴，［27］所以也是刑法学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罪刑关系引出的是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罪刑关系在现实中，陈兴良教授认为，是个别化的过程，罪刑关系的个别化，首先是一个质的个别化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定罪问题。其次还存在一个量的个别化问题，这就是通常说的量刑问题。［28］罪与刑的因果关系，构建了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表现在犯罪是刑罚的逻辑起点，刑法只能给犯罪量定刑罚，不能将其它非犯罪的行为用刑罚加以制裁，没有犯罪就没有刑罚。说犯罪是刑罚的起点，不仅是说犯罪在刑罚之前，也是说在法治国的现代，犯罪是刑罚的唯一起因。其次，定罪是量刑的先导，犯罪是刑罚的逻辑起点，则刑罚不能超前于犯罪的认定而先予量化。在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起点上，犯罪构成要件及犯罪构成是关键，而犯罪构成事实则是这个逻辑起点的基础。行为依照犯罪的构成要件，成立犯罪的，才能进一步对之进行量刑，量刑不能先于定罪，这是符合逻辑的。
犯罪构成事实在罪刑关系是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呢？犯罪构成事实对定罪量刑的逻辑关系的意义又是什么？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构成要件是作为确认犯罪成立的标准，它的主要的意义在于定罪上。所谓定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审理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相互一致的认识活动，在定罪过程中，法律规定主要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凡是行为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的，为罪，凡是行为事实不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的，为非罪。［29］但是定罪不仅仅是确认犯罪的成立，还要确认成立什么样的罪，是完成的犯罪还是未完成的犯罪，是单独的犯罪还是共同犯罪等等，这都根据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和犯罪构成事实之间的联系，由司法机关判定。但是犯罪构成事实作为量刑的客观依据，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所谓量刑，就是司法机关根据构成犯罪的各种行为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为犯罪主体量定刑罚的活动。定罪和量刑是刑法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刑法实现其目的，完成其任务的实践形式。定罪不同于量刑，但两者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罪刑关系，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但是，犯罪这种先因不仅仅是在理论中的概念，而是存在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实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它与法产生于同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犯罪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又是立法者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的，因而具有违法性的特征。［30］定罪量刑这种逻辑关系，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美国著名学者R?M?昂格尔在他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写道：“逻辑分析和因果关系解释之间的两个区别互为对立面。在因果关系思想所论述的时间世界里，客体和事件具有实体内容，这意味着它们作为单个的实体互不相同，尽管必须依靠理论来确定什么可以算作单个的实体。在逻辑分析所论述的永恒领域中，只能遇到没有个体差别的普遍种类、纲目或概念。 有普遍性，但没有特殊性。”［31］尽管他是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上来论述逻辑关系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的，但是，笔者认为，逻辑关系正是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基础，才能存在，逻辑关系的普遍性，必须见诸特殊性，落到实处。犯罪构成事实正是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这种客观的存在，应该加以认识再进而由法律进行评判，因此，必然对犯罪现象、犯罪行为在刑法上予以确认。这种对行为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确认就是定罪的主要内容，而在定罪中，是根据行为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联系而进行的。罪刑关系的另一方面，刑事责任，也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概念存在于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的确定，是在对犯罪的确认之后所要进行的司法活动。社会成员一旦实施构成犯罪的行为，则基于社会的正义、公正，以及社会生活利益的保护，必须令其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必须确定，不然也是有违正义和公正的，所以量刑是罪刑关系中“刑”这一方面的现实化。依据罪刑关系，定罪在前，是对先因的确认，量刑在后，是对后果的确定，定罪和量刑之间是一种严密的逻辑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犯罪构成事实则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客观基础，它贯穿于定罪量刑的逻辑关系之中。陈兴良教授指出，在刑法中，需要认定的是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即在法定的罪刑范围内认定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基本事实。定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事实，这种事实与犯罪构成本身有所不同。……凡是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就称为构成事实。在定罪过程中，事实的识别主要正确地认定构成事实。量刑的事实除了构成事实以外，还包括其他影响刑之轻重的情节。［32］在这种观点中，虽然把犯罪构成事实界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比笔者所主张的构成事实概念的范围要窄，但把这种事实和量刑情节作为定罪和量刑的客观基础，是极有意义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定罪是以犯罪构成为根据的，但犯罪构成的要件不仅仅是作为定罪的根据或标准而存在的，它们同时也是作为量刑的情节而存在的。但是，同样是个事实，当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时，则和当它作为量刑情节时所要说明的角度是不同的。犯罪构成着重于事实的存在，如果这一事实是存在的，那就说是对之定罪的缘由了。而量刑情节则主要着眼于事实如何，即事实的具体体现，可见，犯罪构成要件是量刑情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33]犯罪构成事实在定罪和量刑中，其被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上述论者在这一点上是准确的，但该论者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是量刑的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有将构成要件和构成事实相混淆之嫌。按照定罪和量刑的逻辑关系，犯罪构成事实在定罪量刑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确切的说，在定罪中，先是一般的行为事实被评价为犯罪构成事实，即确认行为构成犯罪，而在确认犯罪构成之后，还要确定行为构成什么样的罪，即犯罪构成事实表现出什么样态。这可以看作是定罪向量刑的转移，因为确认犯罪的样态也是为了量刑，这时关注的是构成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进一步综合考虑犯罪构成事实，尽量查清一切对量刑有影响的事实，再据此进行刑事责任的量定。因此，可以说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量刑关系的物质基础，贯穿在定罪和量刑之中。从深层次上讲，罪刑关系也是以犯罪构成事实为物质基础的，即使在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之间，也不能凭空的为社会成员构造未然之罪和预防之刑。
对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现实化，就是司法实践。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事实作为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客观基础，表现在它和刑事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上。所谓刑事自由裁量权，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刑事法律没有规定或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因而存在着缺陷时，由法官根据法律的授权，在刑事法律规定的有限范围内，本着公正、合理地适用法律的精神，对具体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权力。[34]刑事自由裁量权，在深层次上，固然必须本着公正、合理地适用刑事法律的精神，而在实践中，则必须考察犯罪的构成事实。刑事裁量，主要是定罪和量刑，这都关系到社会成员的重大权利，大至生命，小到财产、自由，因此不能不严格限制。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事实一方面是刑事司法裁量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刑事自由裁量的根据，一方面又是对刑事司法裁量的特别是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前者，主要是在刑法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立场上，要求对一些犯罪行为不能由于刑事法律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样不利于对社会秩序的保护。而后者，是基于刑事法保障公民权利的立场上，要求刑事司法裁量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单从主观或单从客观上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而应该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我们知道，犯罪现象千姿百态，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的构成事实是互不相同的，而且犯罪构成要件不可能对构成事实一丝不苟的规定，也不能穷尽一切的现实，所以基于客观实在的情况，刑事司法裁量是要求有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不利于刑事司法实践的。同时千差万别的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量刑的客观基础，不能脱离这个基础而去追求定罪量刑。犯罪构成事实，是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合点，既要求刑事自由裁量，又以客观事实限制裁量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陈兴良教授指出，司法裁量还是一个事实的识别过程。司法裁量是要解决法律规范对具体案件的适用问题，因此，案件事实的识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识只是对客观事实这一客体的主体反映过程，因而必须坚持客观真实性的原则。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必须完全、准确地反映事实，才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公正性与合法性。[35]笔者认为，所谓事实的认识，是指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因为只有犯罪构成事实才对定罪和量刑有意义。我国刑法第61条的规定，也正说明刑事司法裁量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犯罪构成事实对刑事裁量，有严格的限制作用。刑事司法是一个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耦合过程。这是刑事司法的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坚持罪刑法定主义，就是依法对案件事实作出定性与定量的评判，然后依法作出裁量。[36]







注解：

［1］ 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页；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以及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2］ 陈浩然著：《理论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3］ 陈朴生著：《刑法专题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第78页。
［4］ 陈兴良：《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
［5］ 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6］ 马克昌著：《犯罪通论》，第158页。
［7］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包括四大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客体要件、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和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但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犯罪主体不能作为要件，或有的认为犯罪客体不能算是犯罪构成的内容，有的主张二要件说等。笔者主张通说的观点。
［8］ 杨兴培：《刑法新理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9］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110页。
［10］ 林山田：《刑法特论》，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第11页。
［11］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71页。
［12］ 笔者认为，并非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就是既遂的形态，如有的国家刑法规定的阴谋犯，就是以犯罪的预备形态为标准形态的，如德国刑法第80条、第83条，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97页。又如日本刑法第78条、第80条，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0页、第31页。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只是一种标准的以供定罪量刑用的犯罪形态，对于危害性大的犯罪，不必要以其既遂的形态为其标准，如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以行为实施至一定程度就符合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的形态，就可以直接依据其法定刑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