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林国新闻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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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世界》第48—49期简评

宋飞


【正文】

　　《律师世界》是湖北省律师协会主办的针对省内律师的一本专业杂志。最近，在拜访中鑫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同仁时，无意中借到该杂志2008年1－2期合订本（总第48-49期）。仔细读读，除去一些时政性过强的文章，笔者对该刊部分强调业务性的文章还是很感兴趣的，于是就萌发写篇简评的想法！

　　首先我想还是点一下该刊时政部分谈到的目前湖北律师界非常活跃的几个红人，在他们中间，笔者最佩服两个人：张粒和曹亦农。我在看《行政法制》2004年第一期，曾见过张粒律师的简介，她当时是湖北省政府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新增委员，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主任。现在已经当任湖北省律师协会会长了，记得照片上，四十来岁，戴着眼睛，看上去非常有修养，可惜无缘一见！曹亦农律师，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湖北省律师协会监事会监事长，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2003年下半年曹律师曾到我当时工作过的法庭办案，当时他代理被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出庭，与原告某律师事务所的诉讼代理人（也是该所主任）展开激烈的辩论。我记得当时在被告没有任何举证的情况下，他的质证发问和法庭辩论仍然显得非常蕴含法理，甚至还将只有在国际法中才使用的法律术语“没有用尽当地司法救济”也套用到民事诉讼领域，原告似乎只有招架之力！休庭前，他还向法官和对手一一致敬，言辞举止又显露出其谦恭的职业涵养。后来得知，曹律师曾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当过老师，后来下海当律师。象这样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务技能的大师，真是广大法律人士的楷模！

　　接下来我将逐一点评该刊中的十几篇实务性文章，简评如下：

　　第33页以下刊登的是叶平的《规则选择与利益偏好》。该文似乎从朱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以及法理学通说对法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中受到启发。

　　第38页以下刊登的是张旭春的《试论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的保证责任的承担》，该文论述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写得很有水准！

　　第42页以下刊登的是王华成和邓华勇合写的《我国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及完善》，该文力图借鉴法院的一套规定，使人事争议仲裁制度趋于完善。

　　第47页以下刊登的是张双的《追溯法源论劳动争议仲裁时效问题》，该文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以前，作者以发牢骚的煽情文笔，对某中院以内部出台的《指导意见》否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事件进行了畅快淋漓的鞭挞！

　　第49页以下刊登的是林宇和郭一绳合写的《浅析勒索型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差异》，我对照我为《人民法院案例选》第62辑中的第10号案例所写的书评，发现它们讨论的实际上都是2007年司法考试卷四刑法题的争议话题，相信作者确实承办过这起争议性很强的原型案例。

　　第52页以下刊登的是潘程的《现行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探析》，我曾经办过湖北省首例ROP医患纠纷案，对此话题深有感触。该文中的诸多观点，我表示赞同。

　　第58页以下刊登的是俞友根的《动产抵押权与所有权保留的冲突》，作者在该文分析部分第三节倒数第二段提出的设想是否成立？对此，我找到2005年元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九条：“被执行人购买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第三人财产，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虽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申请执行人已向第三人支付剩余价款或者第三人同意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该规定足以佐证俞律师设想的可行性！

　　第60页以下刊登的是王子洲和陶宏合写的《直接结合与间接结合》，该文写得很有参考价值！对该文指出的第二个区分标准“时空统一说”，我想补充几句：万国名师蒋学跃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又称共同加害行为），在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下，直接结合的为共同侵权，间接结合的是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判断标准为社会经验。他解释的“社会经验”就是时空统一说，即在同一时空结合的趋向认定为直接结合，按共同侵权处理（即承担连带责任），如两汽车同时闯红灯造成他人受伤（这个例子王、陶二人在后文也举了）；在不同时空中的行为认定为间接结合，按分别责任处理（即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一车逆行，造成路人避让而跌入坑中（这个例子王、陶二人在前文也举了）。对该文指出的构成直接结合的第四个特征“原因的唯一性”，我也想再罗唆两句：万国名师李建伟认为，侵权法比物权法、债法要难，但他对侵权法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何谓“直接结合”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李老师认为，所谓“直接结合”，对应的是其结合具有必然性，如为偶然结合，这种事件不具备重复试验性，则为“间接结合”（ 如刚才提到的一车逆行，造成路人避让而跌入坑中的这种情形）；所谓“无意思联络”，对应的是无通谋因素，区别于共同过失；所谓“数人”，对应的是多因一果。王、陶二人对此说法纠正得很好：直接结合的，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基于必然性，属于一因一果（而非李老师所称的“多因一果”）；间接结合的，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基于偶然性，属于多因一果。

　　第62页以下刊登的是刘保华的《不是盗窃是什么？》，该文对许霆案的判罚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力地批驳了信用卡诈骗罪论。但其对无罪论的质疑，事实与理由仍不够充分。

　　第65页以下刊登的是朱方明的《补办预售许可证明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生效时间》，该文对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提出了自己的异议。笔者曾在2006年夏回答某女士咨询类似的购房法律问题，也是存在同样的困惑。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值得一读！

　　第69页以下刊登的是汪群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包括交通事故赔偿）、医疗事故赔偿、工伤保险赔偿的比较》，该文对诸多计算标准进行了清理，体现了作者长年积累的深厚司法实践功底！

　　第75页以下刊登的是刘畅的《中小企业精简版15条》，该文根据2008年元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劳动合同自拟了一个新版本。在该法施行前夕，我曾参与审查过本地教育局对学校临时聘用人员所拟定的管理合同，感觉刘律师的新版本较之更胜一筹！

　　第83页以下刊登的是陈大舜的《农村县域律师事务所建设、管理与规范》，该文道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生存之艰辛，对我来说，由于准备从事该行业，该文给我事先上了一堂生动的情景课。

　　以上评论，不当之处，还请更多的读者指正！

　　2009年5月6日作


【作者简介】
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转载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权证规则设计中的特别关注：市场风险

环球律师事务所 刘劲容 刘成伟


为了配合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规范权证业务运作，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上证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并发布征求意见稿。《办法》经上证所理事会通过，报证监会批准后将生效。市场人士预期，上证所为权证业务的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表明权证这一证券品种的入市发行与交易将为期不远。本文拟通过针对《办法》有关规则的分析，希望能为征求意见稿的完善提出一些意见。就此，我们将借鉴香港市场（2004年香港的权证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之冠）的相关成熟经验。

整体而言，《办法》对权证开发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其第二条所涵盖的权证品种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从发行人角度，既包括股本权证（由标的证券的发行人（如上市公司）自行发行），又包括衍生权证（或称备兑权证，由标的证券以外的第三人（如券商）发行）；从标的资产来看，既可以是股票（“正股”）也可以是其他证券（如债券、股指等）；从行权时间来看，既包括美式权证（在规定期间内权证持有人可随时要求行权），又包括欧式权证（权证持有人只能于特定到期日要求行权）；从其行权内容来看，既包括认购权证（以约定价格买进标的证券），又包括认沽权证（以约定价格卖出标的证券）；从结算方式来看，既有标的证券给付型，又有现金结算型。

从产品本身来看，权证具有高财务杠杆、风险对冲等优势。但是，鉴于《办法》中如此宽泛的权证概念，考虑到国内权证市场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考虑到国内权证市场（上世纪90年代曾推出大飞乐、宝安、桂柳工等几支权证产品）所曾遭遇的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认为从权证制度设计者的角度来看，现阶段应特别关注权证运作的市场风险，尤其是要注意尽可能降低权证的发行交易对本已十分脆弱的正股市场的可能冲击，促进权证品种的健康发展。就市场风险的监管而言，制度设计者通常可以从权证发行人、权证标的证券、权证条款要求以及发行人担保等几方面来着手。对于权证条款要求以及发行人担保，《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已有明确规定，不再赘述。下文仅拟就权证发行人以及权证标的证券的资格要求进行阐述。

从《办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制度设计者对权证标的证券的资格要求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办法》第九条规定，标的股票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最近20个交易日流通股份市值不低于10亿元；（二）最近6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累计换手率在25％以上；（三）流通股股本不低于2亿股；（四）本所规定的其他条件。该条对权证标的证券为股票（正股）时的相关门槛予以了明确。在此方面，港交所上市规则第十五章就股本权证（以股票为标的证券）进行了规范。从《办法》第九条及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5.05条的规定（要求正股为一类上市股本证券或港交所认可的其他正常运作的上市股票）来看，对正股的要求通常都是选择一些表现优良、高度流通的股票；就此，二者有异曲同工之效。

但是，相较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5.02条的规定，《办法》的规定有所欠缺，未能充分考虑权证持有人行权时对正股市场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在以给付正股而非现金为结算方式的情况下，当（认股）权证持有人行权时，则权证发行人需要向投资者交付正股。此种情况下，如果权证发行人为普通券商，则其在市场上购入相关正股来履行其给付义务即可。但是，如果发行人为上市公司，而权证标的为该发行人自己的股票时，则发行人需要通过发行新股来满足权证投资者的行权要求，此时不仅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就新股发行的批准，而且将会增加正股的流通量，从而对正股市场产生一定冲击。针对此种情况，港交所上市规则第15.02条规定，此种以上市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由上市公司自行发行的股本权证，其发行除需取得港交所批准以外，还需要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因为在该等权证将来被行使时必然会涉及新股的发行。同时，上市规则第15.02条规定，假定相关权证全部被行使而需要新发行的股票（正股），与该等正股的其他认购期权（员工期权计划除外）被行使时所需发行的新股之和，不得超过该等认股权证发行时发行人已发行股本（正股）的20％。该种做法，可以降低市场的不可预期，值得《办法》借鉴。

另一方面，对于权证标的为一篮子股票的情况，此时多是由券商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此等权证被行权时，虽通常不会出现上述发行人增发新股进而影响正股流通量的突出情况，但是另一问题又会出现：如果发行人所设计的篮子中的多个正股间的比重严重悬殊，则难免会将权证发行人的倾向性判断传递给正股市场的其他投资者，进而增加正股市场波动的复杂性，徒增监管难度。在此方面，港交所上市规则第十五A章就结构性权证进行了规范，其中第15A.32条对篮子中的正股的市值比重有如下特别要求：篮子由2支正股组成时，每支正股的最低比重不得低于25％；由3支组成时，每支不得低于12.5%；由4支以上组成时，每支不得低于10%。其中市值比重按下述公式计算：
N X M
市值比重 ＝ ------------- X 100
P
其中N为篮子中该类正股的数目；M为该类股份于篮子推出之前一个营业日的收市价；P为篮子中所有正股的总市值，即篮子中每一正股的数目乘以其收市价，收市价按篮子推出之前一个营业日的收市价计算。

但是，如果篮子中的某支正股属于权证发行日恒生指数33支成分股之一或属港交所每季度公布的“单一类股份结构性产品的正股”之列，则上述比重要求不适用于该等正股；另一方面，如果正股属港交所每季度公布的“一篮子结构性产品的正股”之列，则该等正股在篮子中的加权比重（适用上述市值比重的计算公式）最高值依其所处分类而有不同：20％（第一类“一篮子结构性产品的正股”）；30％（第二类）；45％（第三类）。

上述比重或类别要求，除了关注有关正股的高度流通性以外，制度设计者还特别关注了最大限度降低权证被行权时对正股市场所可能产生的冲击，值得《办法》借鉴。当然，如果《办法》第九条意图先从单一正股的认股权证着手，则在明确此种意图后可暂时无需引入此等复杂的比重要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标的证券不是股票而为其他证券（如债券、指数等）的，《办法》第九条仅是原则性地规定，其资格条件由上证所另行规定。由此似显示，制度设计者有意先从相对简单的认股权证开始，逐步制定其他规则，此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

对于权证发行人的资格要求，《办法》除了原则性规定权证的发行上市申请需经上证所核准以外，却对发行人的资格限制没有任何明确规定，亦未说明就此应适用其他何种标准。权证市场监管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设定特定的发行门槛来实现的。而发行门槛的设定，除了有关标的证券（《办法》第九条）、发行量（《办法》第十条）以及发行担保（《办法》第十一条）等的特定要求以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关发行人本身的资格限制。尤其是考虑到当前国内市场上无论是对上市公司还是对券商都存在普遍的信任危机的状况，若要推进权证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对发行人的资格限制予以明确。

对于发行股本权证的上市公司而言，可从其正股的流通市值、公司净资产等方面参考股票或可转债的发行上市标准，但是也要同时注意不易将门槛设得过高而毁灭发行的积极性和诱因。对于发行衍生权证的券商或投行而言，根据香港或其他境外市场的经验，衍生权证的发行人一般均是经验丰富的，达到一定评级要求的信誉良好的券商或投行。而国内还缺乏相应的评级机制，除了可在公司净资产等方面提出标准以外，当然还可以参照券商创新资格的评审。无论如何，《办法》应对权证发行人的资格要求这一重要问题予以明确，或是详细列举，或是援引现有规定，至少应加入相关原则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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