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敞车装运发生损失商业内部经济责任划分的暂行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6:15:32 浏览: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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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敞车装运发生损失商业内部经济责任划分的暂行办法
关于敞车装运发生损失商业内部经济责任划分的暂行办法
1981年6月12日，商业部
暂行办法
为了加速商品运输，压缩商品待运时间，商业部与铁道部于五月十一日以（81）商储联字第16号和（81）铁货字687号文《关于认真做好日用工业品优先运输的通知》中规定“使用敞车装运的商品，如运输途中发生被盗、雨湿等经济损失时，由铁路部门与商业部门各承担百分之五十”。为了明确商业内部的责任，特制定本办法。
一、装车时，由于装载不当，不应混装的商品而混装，错发错运，互串短件等而造成经济损失，由收货单位列出商品清单，向装车单位查询或索赔。
二、收货单位对敞车装运的商品到达车站或专用线卸车时，应会同铁路部门按《货规》规定办理交接手续，如发现问题，要坚持记录制度，明确责任。属于商业部门应承担的一部分经济损失，由发货与收货的购销业务单位各承担一半。如交接手续不清，又无铁路记录的，由收货单位承担。
三、发货与收货单位签订的调运业务协议，实行运费定额包干办法的，仍按原协议规定办理。但被盗损失如超过运费包干定额的，可由发货与收货的购销业务单位各承担一半。
四、商业专用线办理零担整车直达的商品，按《铁路货物运价规则》优待百分之十的运价率由承办单位受益，并开出运费收据一并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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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制度——奉子成婚引发的再思考
作者：张浠娟（福建力华律师事务所）
【问题】
怀孕了为什么多会考虑结婚？
奉子成婚的，办理生育证（准生证）时是否需缴纳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奉子成婚究其原因是为了使生育合法化？
虽远在闽南，与外地老友谈笑时，老友总会随口蹦出一句“生个孩子吧，这才像过日子！”，就像听了多年“狼来了”一样，并未当真一笑置之。无论身边有无孩子，生活圈子里“孩子”总是话题的中心，最近又听到朋友叨念“本来就是奉子成婚的，去办准生证却让交社会抚养费，否则就不给办准生证。”
奉子成婚
一切人类社区第二个主要的需要就是种族的绵续。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这需要可以在极简单的方式中满足[1]。我们所见的有什么不同呢？以交配论，包括着求偶、做爱、选择、结合等，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有一套通行的文化风俗规定着[2]。这就是社会上所谓的婚姻，虽然婚姻风俗因地域而有所差异，但是普遍表现为双系抚育体系。
把抚育的任务交给一男一女的基本单位去担负可以说是采取了小群负责的原则。我已经说过，社会的新陈代谢作用是为了社会的完整，使全社会的各分子的生活能健全进行，所以是一种社会工作。这工作交给一定的小群去经营，所以发生了父母的双系抚育形式[3]。
对于组建双系抚育的婚姻而言，我们与其说：因为两性的爱好，所以愿意共同抚育儿女，倒不如说：因为要共同抚育儿女，两性间需要有能持久的感情关联[4]。与初民社会相比，即使是在社会结构、生活高度复杂化的今天，双系抚育虽不能完全胜任将孩子从“初生牛犊”教养成“社会人”的担当，但孩子仍是从双系抚育获得最初教养的。
因此，在“可意、可过、可忍”情形下，奉子成婚也就成了大家意识中的首选。
奉子成婚、准生证与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回头再查看《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修订，以下简称福建省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提前生育，婚前生育属提前生育的情形之一。第三十九条规定，提前生育的征收社会抚养费。
那么，奉子成婚所生育的孩子是否属于婚前生育的情形？关于此点，从邓某不服江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计划生育行政征收案（2007锡行终字第0044号）中看到了一点思路。案中男女双方于事实婚姻内育有一女，离婚后三个月又产下第二个孩子，法院认定，第二个孩子不属于非婚生育，仍属婚生子女，进而认定违法多生育一个孩子，应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此观点又进一步解说：虽然产下男孩时事实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但怀孕与生产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不能孤立地只凭生产时的婚姻状况来判断小孩的身份。该孩子仍然为男女双方所生，不应属于非婚生子女性质，应认定为违法多生育一个孩子。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福建省条例的上述条文：从连续的怀孕过程来看，即使是婚后生产的也因婚前怀孕而属于婚前生育，换言之即“非婚生育”，因此属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提前生育”的情形。条例虽如此，细思量却又有不通晓情理之处，根据上述解说，征收社会抚养费时属于婚前生育（非婚生育），但从继承、社会身份的认定来看又属于婚生子，从逻辑上看很矛盾。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未明确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情形，各地方法规规章对此进行了具体规定。
《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依法取得夫妻关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2004年修订时，未对此条的内容进行修改。2011年第二次修订时，此条修改为“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但生育时已达到法定婚龄，并在被告知征收后3个月内补办结婚登记的，不予征收。”
辽宁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的条例与安徽省条例有相同之处，细节略有不同。上述各省条例分别规定，第一个子女出生前，或者出生后60日、3个月、6个月内补办婚姻登记手续的，免征社会抚养费。另外，陕西省条例又将未婚生育分为两种情形考虑：其一，未婚违法多生育子女的，按照结婚超生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其二，未婚生育子女，该子女父母又与他人生育子女的，对当事人按照结婚超生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而与福建省条例类似的情形又分为几种：其一征收，河北省、甘肃省条例规定，未办理婚姻登记的，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南省条例表述略有不同，规定持有生育证的夫妻方可生育，违反生育证管理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其二加倍征收，宁夏回族自治区条例规定，非婚生育子女，按照超生征收标准的规定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其三高标准征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非婚生育的，以违法当事人所在县（市）上一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分别征收1-8倍的社会抚养费，双方当事人合计征收不得超过10倍。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条例相对放宽晚婚晚育年龄，其规定“少数民族公民男年满23周岁、女年满21周岁初婚的为晚婚。达到晚婚年龄结婚后初次生育的为晚育”。
对应各地方条例，参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的统计数据：
“八、地区分布
这次人口普查，东部地区人口占31个省（区、市）常住人口的37.98%，中部地区占26.76%，西部地区占27.04%，东北地区占8.22%。
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1.11个百分点；其次是中部地区，下降1.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0.22个百分点。
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五位的是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和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排在前五位的是河南省、山东省、广东省、四川省、江苏省”[5]。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统计：
河南省人口数：94023567人，比重：7.02%，比重较2000年下降。
山东省人口数：95793065人，比重：7.15%，比重较2000年下降。
广东省人口数：104303132人，比重：7.79%，比重较2000年上升。
四川省人口数：80418200人，比重：6.00%，比重较2000年下降。
江苏省人口数：78659903人，比重：5.87%，比重较2000年下降。
另外，
河北省人口数：71854202人，比重：5.36%，比重较2000年上升。
甘肃省人口数：25575254人，比重：1.91%，比重较2000年下降。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数：6301350人，比重：0.47%，比重较2000年上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数：21813334人，比重：1.63%，比重较2000年上升。
福建省人口数：36894216人，比重：2.75%，比重较2000年上升。
陕西省人口数：37327378人，比重：2.79%，比重较2000年下降。
由此知晓一点，在占全国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或者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的地区，条例中对婚前生育的情形直接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或处以罚款，不另行规定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免征或免罚的情形。反过来理解为：条例中未明确规定，婚前生育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免征或免罚的，奉子成婚的，办理准生证时需缴纳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婚姻、户籍与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新婚夫妻结婚后未从父母户籍中迁出，多属于从父居的情形。如果父母家庭成员中存在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交罚款的情形，因以户籍作为社会组织单位，这对新婚夫妻办理生育证时，需出具家庭成员已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交罚款的证明。
注释：
[1] 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英国）：《文化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费孝通译，十/生物需要的文化转变，第28页第1—2行，华夏出版社，2002.1。
[2] 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英国）：《文化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费孝通译，十/生物需要的文化转变，第28页第10—12行，华夏出版社，2002.1。
浅谈渎检工作如何服务构建和谐社会
蔡仕强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渎职侵权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大惩治与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正是检察机关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渎检工作的开展不尽人意，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渎检工作如何想方设法走出困境，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拟通过分析当前渎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对如何加强渎检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谈点浅见。
一、当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遇到的主要问题
渎检工作一度面临被合并即被取消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渎检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存在“四难”现象，长期打不开局面：
1、线索发现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渎检工作的职责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在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狭窄，渠道不畅，线索不足，成为制约渎检工作开展的主要问题。人民群众向检察机关反映有关渎职侵权犯罪方面的情况相当之少，主动上门提供线索的更是少之又少。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寻找案源的主要途径是在一些重大事故发生后才上门查案，具有较大的偶然性，缺乏稳定性，“等米下锅”，甚至出现长期“无米下锅”的情况。
2、调查取证难。渎职侵权犯罪主体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活动能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手段具有多样性、隐蔽性、智能性的特点，反侦查能力较强。而且这些人关系网厚，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易订立攻守同盟，转移侦查视线，涉案的当事人也不会轻易谈及案情，这些都为渎检部门的查证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稍有不慎，会功亏一篑，造成负面影响。加上有的检察院侦查人员缺乏，办案装备落后，办案经费拮据，对一些经费投入大的查证工作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最终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
3、案件处理难。渎职侵权案件涉及面广，案情复杂，所以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渎检部门不同程度地会碰到以各种理由说情、施压、拆台等现象，有的查到一半就被叫停了，有的已侦结，但得不到应有的处理。犯罪嫌疑人或被不诉，或被判缓刑，在案件处理上普遍存在从宽现象，犯罪嫌疑人被移送起诉的为数极少。办案工作“只开花不结果”，或处理结果“轻描淡写”，检察机关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往往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
4、法律把握难。修订后的刑法对渎职、侵权犯罪作出规定，重新规定了渎职侵权检察的受案范围。但是，部分条文用语较为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有关的司法解释相对滞后，造成渎检部门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案件或者新罪名的案件 查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如环境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商检失职罪等涉及的技术性较强；滥用管理、证券职权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等新罪名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难以把握。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而司法解释在这些方面涉及较少，检察机关碰到这类案件，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二、影响渎检工作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原因
渎检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有其主客观原因，也有工作中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思想认识有偏差。由于渎职侵权犯罪大多数是过失犯罪，而且多数是为公事所致，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有的认为“决策失误不为罪”、“为公监权不犯法”、“改革开放难免交学费”；由于犯罪主体特殊，有的办案人员存在畏难情绪，怕得罪人，认为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是“费力不讨好”等等。思想认识上同渎职侵权犯罪的严峻斗争形势形成反差，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严重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没有把查办失职渎职、滥用职权、执法犯罪等渎职侵权犯罪作为强化法律监督，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急迫任务而纳入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摆到突出位置。
2、工作方式欠妥当。现实中，一些检察机关的渎检部门不善于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对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闭目塞责，坐等观望，精神不振或怨天尤人。一是坐等案源上门，有案源来了就查，无案源来就等待观望，对案源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和量化分析，对积极寻找案源和拓宽案源渠道工作没有动脑筋、想办法，或者对发生在身边的案件线索缺乏敏感性，视而不见。二是同相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的渠道不畅，缺乏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案件信息传导系统梗塞，在最容易产生并事实上存在案源的地方反而无所作为，任其自生自灭，导致案源的流失。此外，当前渎检干警在人员数量方面比例较低，而且在人员配置上，只有少数检察院将有侦查经验的骨干配置到渎检部门，新手多、骨干少，人员不足，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加上后勤保障不够，办案经费不足，光靠一支笔、一张纸的落后手段办案，渎检工作的开展难度可想而知。
3、执法环境不和谐。一些地区、一些单位领导法治观念淡薄，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不希望“家丑外扬”，对渎职侵权部门的查处工作不支持，不配合，消极对待，出了问题怕影响“形象”，影响“政绩”，所以瞒案不报、压案不查，该移送不移送，甚至设置“障碍”，阻挠查处，造成检察机关立案难、取证难、处理难。执法环境不和谐导致有的检察机关慑于阻力，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犯罪案件及大案要案抓得不够有力，或者久拖不侦，久侦不结，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进程。
4、法律规定有缺陷。法律规定上存在空隙是渎检工作开展不力的法制原因。一是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对渎职犯罪的主体局限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罪唯一例外），使渎职犯罪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两种主体身份的人而不受法律追究。二是处罚规定畸轻。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罪规定的最高刑期大多数为7年，少数情节特别严重的在10年以下，极个别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渎职犯罪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往往比其他经济犯罪严重得多，这往往使一些渎职犯罪案件大案化小、小案化了。
三、如何发挥渎检职能，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建议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对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尊重保障人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渎检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大有可为。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加强渎检工作：
首先，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消除“渎职犯罪情有可原”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它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阻碍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稳定的大局，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渎职侵权犯罪在政治上造成影响，其社会危害性决不亚于贪污贿赂犯罪，有的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因此，当前解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的关键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检察机关依法查办渎职侵权案件；检察机关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大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力度。
第二、要加强宣传，提高知名度。渎职侵权检察前身是法纪检察，设立时间不短，但在相当部分群众中仍感陌生。不少群众还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的违法行为视为正常现象，有的明知是违法行为，但认为“官官相护”，控告也枉然。因此，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渎检工作，了解渎检工作，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当前渎检部门需要下大力气要做的一项工作。渎检部门应把握时机，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适当开展法律咨询活动，使干部群众掌握渎职侵权检察的性质、职能、受案范围、管辖罪名等知识，运用法律武器，举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渎职、玩忽职守、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
第三、要拓宽渠道，发掘案源。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更具隐蔽性。墨守成规和坐等举报发现案件线索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形势需要。因此，除了广泛动员群众举报，我们要采取主动走出去的方法，摸查有关案件信息，“找米下锅”：一是从社会接触中收集犯罪线索。侦查人员与社会的日常接触中要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有价值的渎职犯罪线索。二是注意从新闻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报道的各种重大责任事故和重大案件中，追根求源，发现有关职能部门人员渎职犯罪的线索。三是从社会热点问题收集犯罪案件信息，在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工程发包、土地征用转让、证券市场、国有企业转制等都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也是渎职犯罪的高发区。侦查人员要有敏锐意识，经常深入这些行业收集发现线索。四是加强同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和检察机关内部其他业务部门的联系，争取他们多移交案件线索。
第四、要突出重点，加大打击力度。检察机关要坚持把渎职检察工作的位置前移，纳入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做到领导重视，在装备、经费和人员配置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保障和一定的倾斜。渎检部门要树立威信，归根到底要抓办案。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这次专项工作查办的重点案件分为三大类：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渎职失职导致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案件。二是负有市场监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徇私舞弊案件。三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徇私枉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渎检部门，特别是一些立案空白的地区要突出重点，瞄准三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服务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第五、要机构升格，科学设置。目前，高检院和部分省、市已将渎检部门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这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应该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检察机关干部查处渎职侵权方面一直相当薄弱，影响了检察机关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这其中，检察机关渎职犯罪侦查机构设置不科学，名称不统一，力量配备一再弱化是直接的主要原因。所以说，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机构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更能体现职责、名称的一致，更具合法性，更便于人们的理解，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顺应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势在必行。另外，针对当前法律规定上的漏洞，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做好刑法等法律的修改、补充、完善和司法解释工作，使立法工作适应当前渎检工作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充分发挥法律在预防和减少渎职侵权犯罪中的效能作用。
第六、要以人为本，提高素质。要拓展检察机关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提高渎职侵权检察人员的素质是关键。目前，渎职侵权检察队伍中，人员素质不平衡，新成份多，相当部分未经培训上岗，业务素质不高。而渎职侵权工作涉及知识领域广、部门多、法律、法规专业性强，对干警的业务素质要求特殊。因此，要在坚持个人自学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期分批进行培训，组织干警深入学习，开展岗位练兵，掌握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必备的法律法规和相关专业知识。同时，要加强渎检干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的干警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应该严格执法，依法监督，坚持忠于职守，秉公执法，讲原则不讲关系，讲法律不讲人情，提高自身防腐拒变的能力，切实使检察队伍在总体素质上有新的提高，增强综合作战能力，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通讯地址：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邮政编码：514400
作者：张浠娟（福建力华律师事务所）
【问题】
怀孕了为什么多会考虑结婚？
奉子成婚的，办理生育证（准生证）时是否需缴纳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奉子成婚究其原因是为了使生育合法化？
虽远在闽南，与外地老友谈笑时，老友总会随口蹦出一句“生个孩子吧，这才像过日子！”，就像听了多年“狼来了”一样，并未当真一笑置之。无论身边有无孩子，生活圈子里“孩子”总是话题的中心，最近又听到朋友叨念“本来就是奉子成婚的，去办准生证却让交社会抚养费，否则就不给办准生证。”
奉子成婚
一切人类社区第二个主要的需要就是种族的绵续。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这需要可以在极简单的方式中满足[1]。我们所见的有什么不同呢？以交配论，包括着求偶、做爱、选择、结合等，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有一套通行的文化风俗规定着[2]。这就是社会上所谓的婚姻，虽然婚姻风俗因地域而有所差异，但是普遍表现为双系抚育体系。
把抚育的任务交给一男一女的基本单位去担负可以说是采取了小群负责的原则。我已经说过，社会的新陈代谢作用是为了社会的完整，使全社会的各分子的生活能健全进行，所以是一种社会工作。这工作交给一定的小群去经营，所以发生了父母的双系抚育形式[3]。
对于组建双系抚育的婚姻而言，我们与其说：因为两性的爱好，所以愿意共同抚育儿女，倒不如说：因为要共同抚育儿女，两性间需要有能持久的感情关联[4]。与初民社会相比，即使是在社会结构、生活高度复杂化的今天，双系抚育虽不能完全胜任将孩子从“初生牛犊”教养成“社会人”的担当，但孩子仍是从双系抚育获得最初教养的。
因此，在“可意、可过、可忍”情形下，奉子成婚也就成了大家意识中的首选。
奉子成婚、准生证与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回头再查看《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修订，以下简称福建省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提前生育，婚前生育属提前生育的情形之一。第三十九条规定，提前生育的征收社会抚养费。
那么，奉子成婚所生育的孩子是否属于婚前生育的情形？关于此点，从邓某不服江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计划生育行政征收案（2007锡行终字第0044号）中看到了一点思路。案中男女双方于事实婚姻内育有一女，离婚后三个月又产下第二个孩子，法院认定，第二个孩子不属于非婚生育，仍属婚生子女，进而认定违法多生育一个孩子，应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此观点又进一步解说：虽然产下男孩时事实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但怀孕与生产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不能孤立地只凭生产时的婚姻状况来判断小孩的身份。该孩子仍然为男女双方所生，不应属于非婚生子女性质，应认定为违法多生育一个孩子。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福建省条例的上述条文：从连续的怀孕过程来看，即使是婚后生产的也因婚前怀孕而属于婚前生育，换言之即“非婚生育”，因此属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提前生育”的情形。条例虽如此，细思量却又有不通晓情理之处，根据上述解说，征收社会抚养费时属于婚前生育（非婚生育），但从继承、社会身份的认定来看又属于婚生子，从逻辑上看很矛盾。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未明确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情形，各地方法规规章对此进行了具体规定。
《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依法取得夫妻关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2004年修订时，未对此条的内容进行修改。2011年第二次修订时，此条修改为“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但生育时已达到法定婚龄，并在被告知征收后3个月内补办结婚登记的，不予征收。”
辽宁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的条例与安徽省条例有相同之处，细节略有不同。上述各省条例分别规定，第一个子女出生前，或者出生后60日、3个月、6个月内补办婚姻登记手续的，免征社会抚养费。另外，陕西省条例又将未婚生育分为两种情形考虑：其一，未婚违法多生育子女的，按照结婚超生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其二，未婚生育子女，该子女父母又与他人生育子女的，对当事人按照结婚超生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而与福建省条例类似的情形又分为几种：其一征收，河北省、甘肃省条例规定，未办理婚姻登记的，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南省条例表述略有不同，规定持有生育证的夫妻方可生育，违反生育证管理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其二加倍征收，宁夏回族自治区条例规定，非婚生育子女，按照超生征收标准的规定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其三高标准征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非婚生育的，以违法当事人所在县（市）上一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分别征收1-8倍的社会抚养费，双方当事人合计征收不得超过10倍。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条例相对放宽晚婚晚育年龄，其规定“少数民族公民男年满23周岁、女年满21周岁初婚的为晚婚。达到晚婚年龄结婚后初次生育的为晚育”。
对应各地方条例，参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的统计数据：
“八、地区分布
这次人口普查，东部地区人口占31个省（区、市）常住人口的37.98%，中部地区占26.76%，西部地区占27.04%，东北地区占8.22%。
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1.11个百分点；其次是中部地区，下降1.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0.22个百分点。
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五位的是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和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排在前五位的是河南省、山东省、广东省、四川省、江苏省”[5]。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统计：
河南省人口数：94023567人，比重：7.02%，比重较2000年下降。
山东省人口数：95793065人，比重：7.15%，比重较2000年下降。
广东省人口数：104303132人，比重：7.79%，比重较2000年上升。
四川省人口数：80418200人，比重：6.00%，比重较2000年下降。
江苏省人口数：78659903人，比重：5.87%，比重较2000年下降。
另外，
河北省人口数：71854202人，比重：5.36%，比重较2000年上升。
甘肃省人口数：25575254人，比重：1.91%，比重较2000年下降。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数：6301350人，比重：0.47%，比重较2000年上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数：21813334人，比重：1.63%，比重较2000年上升。
福建省人口数：36894216人，比重：2.75%，比重较2000年上升。
陕西省人口数：37327378人，比重：2.79%，比重较2000年下降。
由此知晓一点，在占全国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或者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的地区，条例中对婚前生育的情形直接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或处以罚款，不另行规定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免征或免罚的情形。反过来理解为：条例中未明确规定，婚前生育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免征或免罚的，奉子成婚的，办理准生证时需缴纳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婚姻、户籍与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新婚夫妻结婚后未从父母户籍中迁出，多属于从父居的情形。如果父母家庭成员中存在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交罚款的情形，因以户籍作为社会组织单位，这对新婚夫妻办理生育证时，需出具家庭成员已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交罚款的证明。
注释：
[1] 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英国）：《文化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费孝通译，十/生物需要的文化转变，第28页第1—2行，华夏出版社，2002.1。
[2] 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英国）：《文化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费孝通译，十/生物需要的文化转变，第28页第10—12行，华夏出版社，2002.1。
浅谈渎检工作如何服务构建和谐社会
蔡仕强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渎职侵权现象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大惩治与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正是检察机关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渎检工作的开展不尽人意，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渎检工作如何想方设法走出困境，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拟通过分析当前渎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对如何加强渎检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谈点浅见。
一、当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遇到的主要问题
渎检工作一度面临被合并即被取消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渎检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存在“四难”现象，长期打不开局面：
1、线索发现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渎检工作的职责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在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狭窄，渠道不畅，线索不足，成为制约渎检工作开展的主要问题。人民群众向检察机关反映有关渎职侵权犯罪方面的情况相当之少，主动上门提供线索的更是少之又少。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寻找案源的主要途径是在一些重大事故发生后才上门查案，具有较大的偶然性，缺乏稳定性，“等米下锅”，甚至出现长期“无米下锅”的情况。
2、调查取证难。渎职侵权犯罪主体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活动能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手段具有多样性、隐蔽性、智能性的特点，反侦查能力较强。而且这些人关系网厚，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易订立攻守同盟，转移侦查视线，涉案的当事人也不会轻易谈及案情，这些都为渎检部门的查证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稍有不慎，会功亏一篑，造成负面影响。加上有的检察院侦查人员缺乏，办案装备落后，办案经费拮据，对一些经费投入大的查证工作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最终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
3、案件处理难。渎职侵权案件涉及面广，案情复杂，所以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渎检部门不同程度地会碰到以各种理由说情、施压、拆台等现象，有的查到一半就被叫停了，有的已侦结，但得不到应有的处理。犯罪嫌疑人或被不诉，或被判缓刑，在案件处理上普遍存在从宽现象，犯罪嫌疑人被移送起诉的为数极少。办案工作“只开花不结果”，或处理结果“轻描淡写”，检察机关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往往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
4、法律把握难。修订后的刑法对渎职、侵权犯罪作出规定，重新规定了渎职侵权检察的受案范围。但是，部分条文用语较为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有关的司法解释相对滞后，造成渎检部门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案件或者新罪名的案件 查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如环境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商检失职罪等涉及的技术性较强；滥用管理、证券职权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等新罪名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难以把握。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而司法解释在这些方面涉及较少，检察机关碰到这类案件，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二、影响渎检工作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原因
渎检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有其主客观原因，也有工作中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思想认识有偏差。由于渎职侵权犯罪大多数是过失犯罪，而且多数是为公事所致，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有的认为“决策失误不为罪”、“为公监权不犯法”、“改革开放难免交学费”；由于犯罪主体特殊，有的办案人员存在畏难情绪，怕得罪人，认为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是“费力不讨好”等等。思想认识上同渎职侵权犯罪的严峻斗争形势形成反差，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性、严重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没有把查办失职渎职、滥用职权、执法犯罪等渎职侵权犯罪作为强化法律监督，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急迫任务而纳入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摆到突出位置。
2、工作方式欠妥当。现实中，一些检察机关的渎检部门不善于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对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闭目塞责，坐等观望，精神不振或怨天尤人。一是坐等案源上门，有案源来了就查，无案源来就等待观望，对案源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和量化分析，对积极寻找案源和拓宽案源渠道工作没有动脑筋、想办法，或者对发生在身边的案件线索缺乏敏感性，视而不见。二是同相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的渠道不畅，缺乏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案件信息传导系统梗塞，在最容易产生并事实上存在案源的地方反而无所作为，任其自生自灭，导致案源的流失。此外，当前渎检干警在人员数量方面比例较低，而且在人员配置上，只有少数检察院将有侦查经验的骨干配置到渎检部门，新手多、骨干少，人员不足，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加上后勤保障不够，办案经费不足，光靠一支笔、一张纸的落后手段办案，渎检工作的开展难度可想而知。
3、执法环境不和谐。一些地区、一些单位领导法治观念淡薄，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不希望“家丑外扬”，对渎职侵权部门的查处工作不支持，不配合，消极对待，出了问题怕影响“形象”，影响“政绩”，所以瞒案不报、压案不查，该移送不移送，甚至设置“障碍”，阻挠查处，造成检察机关立案难、取证难、处理难。执法环境不和谐导致有的检察机关慑于阻力，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犯罪案件及大案要案抓得不够有力，或者久拖不侦，久侦不结，严重影响反腐败斗争的进程。
4、法律规定有缺陷。法律规定上存在空隙是渎检工作开展不力的法制原因。一是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对渎职犯罪的主体局限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罪唯一例外），使渎职犯罪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两种主体身份的人而不受法律追究。二是处罚规定畸轻。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罪规定的最高刑期大多数为7年，少数情节特别严重的在10年以下，极个别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渎职犯罪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往往比其他经济犯罪严重得多，这往往使一些渎职犯罪案件大案化小、小案化了。
三、如何发挥渎检职能，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几点建议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对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尊重保障人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渎检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大有可为。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加强渎检工作：
首先，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消除“渎职犯罪情有可原”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它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阻碍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稳定的大局，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渎职侵权犯罪在政治上造成影响，其社会危害性决不亚于贪污贿赂犯罪，有的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因此，当前解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的关键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检察机关依法查办渎职侵权案件；检察机关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大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力度。
第二、要加强宣传，提高知名度。渎职侵权检察前身是法纪检察，设立时间不短，但在相当部分群众中仍感陌生。不少群众还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中的违法行为视为正常现象，有的明知是违法行为，但认为“官官相护”，控告也枉然。因此，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渎检工作，了解渎检工作，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当前渎检部门需要下大力气要做的一项工作。渎检部门应把握时机，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适当开展法律咨询活动，使干部群众掌握渎职侵权检察的性质、职能、受案范围、管辖罪名等知识，运用法律武器，举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渎职、玩忽职守、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
第三、要拓宽渠道，发掘案源。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更具隐蔽性。墨守成规和坐等举报发现案件线索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打击犯罪的形势需要。因此，除了广泛动员群众举报，我们要采取主动走出去的方法，摸查有关案件信息，“找米下锅”：一是从社会接触中收集犯罪线索。侦查人员与社会的日常接触中要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有价值的渎职犯罪线索。二是注意从新闻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报道的各种重大责任事故和重大案件中，追根求源，发现有关职能部门人员渎职犯罪的线索。三是从社会热点问题收集犯罪案件信息，在社会转型阶段，社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工程发包、土地征用转让、证券市场、国有企业转制等都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也是渎职犯罪的高发区。侦查人员要有敏锐意识，经常深入这些行业收集发现线索。四是加强同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和检察机关内部其他业务部门的联系，争取他们多移交案件线索。
第四、要突出重点，加大打击力度。检察机关要坚持把渎职检察工作的位置前移，纳入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做到领导重视，在装备、经费和人员配置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保障和一定的倾斜。渎检部门要树立威信，归根到底要抓办案。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这次专项工作查办的重点案件分为三大类：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渎职失职导致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犯罪案件。二是负有市场监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徇私舞弊案件。三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失职、徇私枉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渎检部门，特别是一些立案空白的地区要突出重点，瞄准三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服务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第五、要机构升格，科学设置。目前，高检院和部分省、市已将渎检部门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这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应该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检察机关干部查处渎职侵权方面一直相当薄弱，影响了检察机关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这其中，检察机关渎职犯罪侦查机构设置不科学，名称不统一，力量配备一再弱化是直接的主要原因。所以说，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机构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更能体现职责、名称的一致，更具合法性，更便于人们的理解，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顺应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势在必行。另外，针对当前法律规定上的漏洞，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做好刑法等法律的修改、补充、完善和司法解释工作，使立法工作适应当前渎检工作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充分发挥法律在预防和减少渎职侵权犯罪中的效能作用。
第六、要以人为本，提高素质。要拓展检察机关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提高渎职侵权检察人员的素质是关键。目前，渎职侵权检察队伍中，人员素质不平衡，新成份多，相当部分未经培训上岗，业务素质不高。而渎职侵权工作涉及知识领域广、部门多、法律、法规专业性强，对干警的业务素质要求特殊。因此，要在坚持个人自学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期分批进行培训，组织干警深入学习，开展岗位练兵，掌握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必备的法律法规和相关专业知识。同时，要加强渎检干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渎职侵权检察部门的干警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应该严格执法，依法监督，坚持忠于职守，秉公执法，讲原则不讲关系，讲法律不讲人情，提高自身防腐拒变的能力，切实使检察队伍在总体素质上有新的提高，增强综合作战能力，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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