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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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活跃，民事、行政行为种类非常丰富、繁杂、多样，相应的法律行为变得更为的复杂并呈现多样化，矛盾纠纷的发生越来越多。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纠纷，化解利益冲突，除了通过法律途径之外，更多的是通过矛盾双方的协商和第三人的介入调解来解决。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第三方调解行为进行法律规范，从调解委员会到具体调解行为都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有效的从法律上对调解行为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本文就是对诉前调解制度及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争议双方当事人采取法律途径即诉讼或者仲裁来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以期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快速、公平、公正解决争议纠纷，减少诉讼成本及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主题词：
　　　诉前调解、诉讼权利的保护
正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交往领域的拓展和深入，社会关系进入复杂多变错综复杂的关系族群，社会矛盾也随之多样化，复杂化、交错化和数量的急剧增加化。如何快速、有效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息纷止争成为社会、国家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法律途径，即诉讼或者仲裁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无疑是相对公平、公正的一条途径，也是合法权益保障的最后一道权利救济途径。但是，相对来说通过司法诉讼，程序复杂、时间较长、诉讼成本比较高，面对目前相对较快的经济交易和生活节奏，司法诉讼有着一定的滞后性和事后权利救济性，因此，探索一条新的有效快速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途径已成为社会生活必然需求，诉前调解制度便由此而应运而生。
　　　所谓的诉前调解，即在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司法诉讼或者仲裁之前通过第三方的参与，向矛盾争议双方了解情况并进行说服、疏导和协调，最终达成协议，快速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制度。
　　　我国目前设立的诉前调解制度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所规定的调解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调解仲裁的法律制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进行调解仲裁的法律制度。相对于诉讼，调解更注重的是对争议双方矛盾的化解，没有繁琐的法律程序，没有严格的事实认定，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尽量遵从道德规范的要求，切实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快速有效解决纠纷，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是诉前调解制度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普通民众心里还缺乏一个调解的概念，甚至是法律的概念，同时，在许多法律人的观念中往往也忽视了诉前调解的重要性。作为律师，我本人参与的诉前调节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里说的调解是指在有调解组织参与的情况下），通常本着化解矛盾，以息纷止争为出发点，我们在诉前做了许多的调解工作，即在律师的参与下和矛盾双方进行协商，通过开导与利益权衡往往能达到很好的调解效果，使得许多矛盾纠纷在诉讼之前就能够很好的化解。但是，律师不是合法的调解机构或者调解人，律师参与调解通常都是接受了矛盾双方一方委托而进行的，不能不说从形式上缺乏公正立场。那么本应当由调解组织参与的调解行为为什么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申请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家调解组织机构迫切需要找到的出口，也是司法行政机关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作为法律人，我们最终服务的对象是社会，我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为社会的前行预防困难，排除障碍，任何能够快速、公平、公正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和途径都是我们应当重视并在日常的法律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为此，笔者认为诉前调解制度还需要加强和完善，特别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积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诉前调解制度需要更好的法律宣传，让每一个民众知道诉前调解的存在和作用，在发生矛盾纠纷时能够主动请求调解组织参与调解，从而化解矛盾。
　　　　没有调解，没有诉讼，但不代表没有矛盾，矛盾一旦不能及时化解而累积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矛盾纠纷甚至最终演变为恶劣的社会冲突。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诉讼或者仲裁需要的诉讼成本比较高，程序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在不具备相对丰富的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只能委托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代为进行，纠纷当事人为此支出的费用必然会增加，有些甚至是得不偿失，有些当事人考虑到成本问题会放弃诉讼或者仲裁，由此导致的是矛盾无法化解，从而导致矛盾积压甚至矛盾升级。
　　　　通过合法、公平、相对成本较低的途径解决矛盾是民众迫切需要的，笔者认为相应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起进行法制宣传，特别是对合法解决矛盾纠纷途径的宣传，畅通途径，有必要的情况下组织基层调解组织进行法律宣讲与解答，使得调解制度深深扎根基层民众心里，树立有纠纷找调解的观念，让诉前调解制度的优越性和作用深入民心，民众一旦发生矛盾纠纷立刻能够想到调解组织，能够积极主动的申请进行调解，从而发挥诉前调解制度应有的作用。
　　　　适当的配备调解组织人员及办公条件，有固定的调解地点，能够让矛盾争议当事人随时找得到调解组织或者联系到调解人员。
　　　　诉前调解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跟调解组织不够固定，民众不知道有调解组织的存在，知道有调解组织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申请调解，在具体实施中的问题比比皆是，如此下去，诉前调解制度就只是一纸白文，形成空设。不能具体实施的法律就不能称之为法律，一个组织机构的运作需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完备的组织纪律维持。连调解组织都散乱无章，如何能够让民众相信调解组织的作用，又如何能够保障诉前调解制度的实施和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调解组织应当充分发挥接近基层，了解基层情况及对争议双方当事人比较熟悉的地域优势和人文优势，在法律范围内本着公平、公正、化解矛盾的原则，促成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从而扩大诉前调解的作用与影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二）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三）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 可以看出，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都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较小的组织范围内设立起来的调解组织，调解委员会成员非常接近基层，和基层群众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基层的基本情况，对争议的矛盾纠纷有一定的了解，对争议双方比较熟悉，便于基层调解组织成员工作的开展，能够及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的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的功用，树立基层调解组织的威信，使得民众相信法律，相信调解组织，愿意积极主动的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解决双方矛盾。达到调解社会效果和发挥调解作用的良性循环。
　　　　应当加强对诉前调解组织经过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的执行力，目前法律规定对调解组织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的认可程度还不是很高，笔者认为对经过诉前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在执行力上应当给予调解协议书相应的强制执行力。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都没有赋予调解协议书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调解组织的调解作用和功效，事实上并不利于调解组织的工作开展，这也是诉前调解制度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的一个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有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确认了调解协议的效力后才能依法予以强制执行，事实上在程序上给调解协议书设置了一条效力障碍，调解书的最终执行力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书的效力，以及人民法院是否确认调解书的效力，在程序上增加了当事人双方的程序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效力，从而使得争议双方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效力产生质疑，并不利于诉前调解工作的开展以及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第十五条规定的：“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并没有规定对劳动争议调解协议书进行法律上的认可，更不用说强制执行力了，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相对于诉讼程序来说更为复杂，仲裁时限更长，在调解不成需要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调解成功后乙方不履行调解协议书仍然需要再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那么劳动争议的诉前调解的效力必然大大折扣，事实上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会大大增加劳动的维权成本和维权时间，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很不可取的，作为一名专职律师，无论从效率和效力的角度出发，都不建议当事人进行劳动争议诉前调解，可见，诉前调解的法律效力成为了制约诉前调解实施和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只是在第四条规定了当事人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和解、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相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来说，调解协议一旦一方不履行是没有任何的执行力的，只能再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来解决，那么所谓的诉前调解实际上就变得很空洞和苍白无力，可以说立法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尽量多一条途径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但是由于效力和执行力的问题导致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无法真正同过诉前调解达到目的。
　　　从法学理论上和法律实务实践中加强诉前调解的效力，是诉前调解制度迫切需要得到重视个改进的方面，也是诉前调解起到应有社会作用的关键因素。诉前调解的种种优势和作用，不能因为其效力的问题而导致整个诉前调解工作成果付诸东流。希望在未来的不久该能够得到立法者的重视并做出适当的修改。
　　　提出一点建议，诉前调解大多数都是没有律师等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人员参与的，事实上诉前调解离不开法律，违反法律必然导致调解协议的无效，在法律上给诉前调解一个法律支撑和帮助很有必要和意义重大。
职业律师每年都承担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否可以将法律援助项目扩大到诉前调解制度，将参与诉前调解作为法律援助的一项基本援助范围呢？我想，这应当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法、方案。有了律师的参与，能够很好的向争议双方当事人解释法律的规定，能够很好的保障诉前调解的合法有效，更能够向普通民众宣传法律知识，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诉前调解调解成功了，矛盾纠纷获得化解；如果未成功也可以对纠纷当事人起一个指引作用，那就是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争议双方进行诉讼或者仲裁时可以保障争议双方立案权利，能够使得双方在通过诉前调解途径解决不了矛盾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时效有着很明确的规定，争议双方一旦超出了诉讼时效的范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就会丧失在本案中的胜诉权，一旦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就很有可能被驳回起诉，从而使得本应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无法受到保护。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情形，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很难提出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如果争议双方在诉前就已经申请过诉前调解，并经过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制作的调解记录以及调解人员证明的调解过程及事实是可以作为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的，从而保障了争议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够进而通过人民法院的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虽然诉前调解制度有着许多优势便于争议双方快速有效解决矛盾纠纷，但是诉前调解制度在具体的实施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有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法律人、司法行政机关，从立法、司法和实施过程中予以保护、帮助和保障，只有这样诉前调解制度才能发挥更好的社会作用和承担其应有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在解决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和缓解法院诉讼压力方面起到多方面的作用。社会的发展需要法制的进步，社会的稳定需要及时化解和解决矛盾纠纷，我们应当积极的参与到各种能够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事物中去，重视诉前调解，重视调解的法律效力，以最小的成本和资源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我们法律人应有的贡献。
　　　　
（作者：周来斌 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完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思考

孙建平


内容提要：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再审程序 司法公正 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因本院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决定再审、提审或指令再审，因当事人或其他有权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符合法定再审情形，或因人民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符合法定情形而依法提出抗诉，进行再审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确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事实求是的司法理念。该项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有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司法机关的强行介入，漠视了再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有违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影响了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与文明性。因此，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分析我国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入手，指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进行初步探讨。
一、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依据：事实求实，坚持司法公正
我们国家一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德原则，坚持司法公正。“公正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和法律目标，它熔铸了苦难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冀和向往。”在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中，公正居于核心的地位。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7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法院内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第179条至182条具体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内容，第185条、186条具体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利划分，即：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以上可以看出，就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而言，只要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即构成启动再审程序的实质理由。此外，程序上的违法如可能影响正确判决、裁定的以及审判人员贪污受贿的，也构成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法院启动再审及检察院提出抗诉，使案件中止执行，进入再审程序。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皆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在一定条件下，皆有权提出抗诉。
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时限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而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以及抗诉提起的时限而论，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无规定，可以解释说是无期限限制的，即无论何时，只要发现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的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两部门都有权启动再审程序。
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弊端
（一）、申诉听证规定的笼统化
所谓申诉，是指当事人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重新审查和处理案件的一种诉讼请求。这种请求，与起诉和上诉必然引起诉讼程序不同，它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只是再审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是司法机关发现错判案件的一条重要渠道。再审与否取决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查，只有通过审查确认原裁判有错误，才能对案件重新审理。规定申诉不能直接引起再审程序是合理的、必要的，否则会导致申诉人无理缠诉，任意开启再审程序，既影响和破坏了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又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6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用通知驳回申请。”这里仅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进行审查并对审查后所作的两种处理结果，但对审查应遵循那些具体程序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同，暗箱操作，缺乏约束，侵犯了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缺少透明度。可见这种简单化、笼统化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极易侵害申诉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对申诉的管辖作了补充规定，但对法院处理时限未作规定，且由于其法律效力不高、适用范围有限，申诉问题上基本“无法可依”的立法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和检察院处理申诉案件没有法定程序，基本上是暗箱操作，导致了当事人反复申诉和司法机关公信力降低的不良后果。
（二）、启动主体的多元化
1、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其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由此可知，在我国，法院是除检察院之外启动再审的主要力量。赋予法院再审程序启动权的国家很少。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未将法院列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有违诉讼的本质特征，违背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诉讼的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院居于其中、踞于其上，以一种消极中立的态度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裁判。居中裁判和不告不理应成为现代的文明诉讼应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历史证明，违背居中裁判和不告不理原则的诉讼是不人道的、不公正的诉讼，这样的诉讼而因缺乏公正的最基本要素而违背了司法公正这一理念。再审程序也是审判程序，是通过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这种方式来纠正原生效裁判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从而达到实现司法公正和对当事人进行救济的目的。而法院主动开启再审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当事人对诉的处分权，使法官的中立性受到影响，先入为主与主观预断的存在可能使法院的再审裁判缺乏公正性和权威性，使其公信力受到质疑。
其二，法院应当遵循法院判决的即判力，维护其稳定性。判决一经作出，既标志着实体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程序审理的结束。生效裁判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结果，是国家意志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非依法定程序不能改变。受判决约束的当事人和不受判决约束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都应当尊重和树立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作为裁判的制作者，法院更应当自觉带头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虽然否定法院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可能会导致某个个案的错误不能及时得以纠正，但那只是暂时的，检察机关的抗诉和当事人的申诉以及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都可使错误的生效裁判得到纠正和弥补的机会。而作为法院应从提高法官素质上下工夫，使案件办成铁案，提高裁判的公信力为目标。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其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丧失将是非常可怕的，它直接影响司法公正这一终极目标。
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只要抗诉合乎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必须再审，这是我国检察机关抗诉权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不准带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即此种抗诉一经提出即发生启动再审程序的必要，同时民事判决执行程序必须中止。此规定反映出的问题是：
其一、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不管抗诉机关抗的对也罢，错也罢，已经提出，法院必须再审。按现行法的规定，此种抗诉权实质上是赋予了检察机关中止民事判决效力和再一次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力，即该种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受制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放任，很有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而这种权力的滥用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却是巨大的，即造成了审判的重复性和不严肃性，既浪费了审判资源，又影响了即判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影响了法院审判的权威性。民事抗诉是对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提出，那么就意味着能对再审的裁判提出抗诉，理论上也没有限定抗诉的次数和时间，这意味着抗诉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终必然导致各级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毫无效力可言，终审不成为终审，在这一点上动摇了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度，目前我国许多学者主张实行三审终审制，其原因之一就是基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诸多弊端。同时新的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对再审案件举证问题也未做明确规定，再审案件往往在时间上跨度较长，对证据的收集、举证、认证上都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当事人举证等各种因素影响可能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本身不可能当然地绝对一致，使再审案件的审理增加了难度。而一味追求通过抗诉达到再审来解决问题，最终将导致纠纷更加复杂，当事人更加迷惑，事实更加查不清，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法院也顿失其所在。同时有些案件，由于再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已令当事人疲于“奔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也影响了法院裁判的权威。
其二、从民事抗诉提起的主体而言，检察机关主动提出抗诉，违背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由于抗诉权的存在，检察机关认为需要只要提出抗诉，任何时候都可以中止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再一次启动再审诉讼程序。在审判实务中，一些抗诉案件审理时出庭的检察人员，除当庭宣读抗诉书以外，还要参与庭审质证和法庭辩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在抗诉前期，还主动行使公权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笔录，并在再审庭审中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其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法院证据事实认定等方面的错误，充分发挥起监督职能。这等于说，检察院是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是为一方当事人服务的，成了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基于以上的事实笔者认为检察院参加诉讼违背了当事人平等抗辩的原理，使得当事人实际无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使双方当事人产生不对等。另外，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结果，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因认识不同时常也会陷入难以缓解的冲突之中，如上所述检察院对维持原判的审理结果再次抗诉，法院又予以维持，直到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在199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指出：对检察院抗诉，人民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原抗诉检察院无权再抗诉，只有原抗诉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提出抗诉。这一批复实际限制了检察院的抗诉次数，对一个案件最多抗诉三次，即最终由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抗诉。最高法院通过批复形式限制检察院的抗诉次数，从更深层次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检察院监督权的冲突。审判实践中，抗诉再审案件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也无所适从，为避重就轻，其判决结果也往往由审委会讨论决定，在案件责任的问题上，由个人负责到集体负责，又回到了法不责众的老路上去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但抗诉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应处于何种地位，诉讼程序无规定，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相关规定，从法理上也解释不通，因而在庭审中抗诉机关应坐在那个位子？庭审中有那些诉讼权利义务？扮演何种角色？无诉讼程序可循，以致造成了些混乱。毕竟抗诉机关是非案件当事人，属于“局外人”。
（三）、缺少抗诉程序中的具体规范，启动再审程序具有盲目性。现行民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的 抗诉程序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实践中无法操作。民诉法第六章以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规定民事诉讼证据来源时，只规定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未赋予其他机关包括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权力，这意味着抗诉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无权调查证据，或其调查的证据法院不应采用，这一点也说明了抗诉机关不能主动行使公权力即国家检察权为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同时也意味抗诉的提起不用提供证据，这样更增加了抗诉机关抗诉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不仅使当事人疲于奔命，也让法官陷于无尽的?诉中而不能自拔，而再审的结果往往却是因证据不足而“维持原判”，浪费了大量法院资源。
三、改革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构想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是构建和完善其抗再审方式，改变当前再审方式多元化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病。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树立起这样一种认识：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权利自由处分原则和平等对抗原则，充分认识检察院的监督职能。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监督其终极目的是维护法制的统一。维护司法公正，纠正错误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民事检察监督就是要保证国家的民商法律，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维护司法权威，是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司法权威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两个权威缺一不可，并且两者是相互监督的，否则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权威。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那种认为抗诉制度应废除的观点在认识上是十分片面的，是错误的，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裁判不公问题，纠正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从而恢复或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是通过自己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检察监督权威，最终达到提高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无监督则无约束，无约束则会权力滥用，这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旨的。
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即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尽快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1）、对提起再审的规范性问题上加以明确，严格限制法院自行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和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条件，即由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案件仅限制在该类案件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人的利益的案件，其他案件由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通过申诉程序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和2003年相继出台了关于重审或再审的有关规定，限定法院自行再审的范围及基于当事人申请或申诉引发的再审的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对再审程序加以规范。即这种再审，一般都是基于对当事人提供的新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后才启动的。对原判是否“确有错误” 的判断上要继续制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具有客观性，只有这样抗诉再审才有实际意义。从上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上看，对抗诉的规范性问题已有所重视。
（2）、设立申诉之诉，取消申诉听证程序，专门对申诉问题加以解决，即建立进入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申诉权人以诉讼的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内设专门法庭以开庭审理并作出裁定的方式解决该申诉能否引起再审程序的问题，从而使申诉问题的处理程序化、透明化。具体而言，申诉主体应限制在案件当事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范围之内，并允许律师代理申诉，以提高申诉的质量和效果；申诉的内容包括不服的生效裁判的文号、终审法院的名称、申诉的请求和理由、提出申诉的时间等；申诉原则上应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管辖，有利于调卷复查和就地复查，既可以缩短处理时间，又易于解决问题；法院对申诉问题的处理应主要根据申诉人提出的证据，并结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开启再审程序的决定；法院审理申诉的期限应与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相同；申诉之诉适用二审终审制。这样既保障了当事人申诉权的行使，又可避免当事人反复申诉和无理申诉带来的不良后果。
（3）、设立民事抗诉制度新方式，限制提起抗诉的条件；对当事人的申诉案件，必须经过上诉程序，否则不于审查。民事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无约束，致使众多的抗诉再审案件质量不高。效果上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对民事检察监督方式进行规范和细化，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维护当事人真正权益，强化国家法律权威。
（4）在再审案件审理程序上加以细化；
（5）、抗诉的提起在时间和次数上加以限制等。
综上所述，在整个的国家法律体系中，民事再审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大量的民事案件进行最后补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在当今的司法改革中，该项制度必须加以改革完善，才能适应新的审判方式的要求。否则就会影响司法改革的进程和全局。
参考论著：
[1]符六文、何鉴伟、潘华山：《审判监督程序实务释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2]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转引自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
[3]参见金友成主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4]李德蓉主编：《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理论与实践》。
[5]参见金友成主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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