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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22号


　　《陕西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已经省政府2007年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8月15日起施行。



　　　　　　　 　　　　　　　　　　　　　　　省长：袁纯清

　　　　　　　　　　　　　　　　　　　　　　二○○七年七月十二日







陕西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办法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三章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

　　第四章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实施


　　第五章　补偿抚恤与经费保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及时有效地组织和实施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军区批准的军事训练、演习和部队参加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处置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征用民用运力，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分为动员准备和动员实施两个阶段。



实施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以下简称单位和个人）所拥有或者管理的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设施、人员，进行统一组织和调用。



　　第四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应当遵循统一领导、分级实施、就地就近、适用适量的原则。



　　第五条　一切拥有或者管理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而遭受直接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依法享有获得补偿、抚恤的权利。



第六条　对在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七条　省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全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宣传和实施国防交通动员法律、法规、规章，对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



　　（二）组织、指导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调查、统计工作；



　　（三）制订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



　　（四）组织预征民用运力开展训练活动；



　　（五）组织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工作，提供政策和技术要求，参加竣工验收并负责监督检查；



　　（六）负责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登记、编组和管理工作；



　　（七）组织实施被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集结、交接和复员工作；



　　（八）负责被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和被征人员的补偿工作；



　　（九）配合民政部门做好被征伤亡人员的抚恤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和交通、公安、邮政、通信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动员潜力，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第三章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







第十一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主要包括：



　　（一）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宣传教育；



　　（二）民用运力基本情况调查、登记、统计和审核上报以及民用运力信息化建设；



　　（三）制订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并结合预案组织演练；



　　（四）民用运力的编组、预征用登记证核发以及业务培训；



　　（五）按照国防动员要求，设计、建造、加装改造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



　　（六）其他需要准备的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结合本部门年度交通工具统计、登记和审验（核）工作，按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登记的要求，于每年1月31日前，向同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报送上一年度民用运力登记的有关资料和情况。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对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分类整理，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及时更新。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按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的要求，将本级民用运力情况报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同时向军队有关单位通报本级民用运力情况。



　　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以及获得情况通报的军队有关单位，对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四条　省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由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军区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和本级国防动员需求，会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同级军事机关拟订，报省国防动员委员会批准，并报军区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备案。



　　设区的市、县（市、区）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由本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上级民用运力动员预案要求，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拟订，报本级国防动员机构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备案。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的调整，按照原拟订程序和批准权限办理。



　　第十五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任务；



　　（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组织指挥机构的组建以及职责分工；



　　（三）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的实施程序和要求；



　　（四）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保障措施；



　　（五）其他相关事项。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同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和人民武装动员机构，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组织和指导同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确定预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将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类型、数量、技术标准和对操作、保障人员的要求、预动员编组情况，通知预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七条　预征民用运力实行登记制度。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所在地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进行登记，并领取《预征用登记证》。



《预征用登记证》由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统一印制。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根据本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的要求，对预征民用运力进行动员编组。编组应当尽量保持预征民用运力单位组织建制的完整。



　　第十九条　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况的，应当在1个月内向登记所在地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报告：



　　（一）运载工具更新、改造、出租、转让和报废的；



　　（二）预征人员伤残、死亡的；



　　（三）预征人员户口、机动车驾驶证变更和注销的；



　　（四）通信联络方式变更的。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对编组民用运力定期组织集中查验。



　　集中查验应当重点检查预征民用运力的到点率、准点率、动员集结所需时间和民用运力调整变动等情况。查验情况应当向上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报告。



　　第二十一条　登记在册的预征人员，应当参加由人民武装动员机构组织的教育、训（演）练活动。



　　对预征运力可以采取集中训练、岗位训练、以工代训和综合演练等方法进行教育训练。集中训练每年不少于1次，综合性动员演练每两年不少于1次。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加强对编组单位及预征运力的动态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订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和试验的实施方案。







第四章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实施







第二十四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接到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达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先号令后，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修订预案并及时提出动员计划任务书，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修订预案和动员计划任务书的动员要求。



　　第二十五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接到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达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命令或决定后，应当立即启动预案，并按照国防动员命令的要求，会同同级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向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下达征召通知书，征召通知书应当载明征用时间、征用数量和种类。



　　第二十六条　被征民用运力集结地的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应当会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以及有关部门组成精干的指挥机构（以下简称指挥机构），对集结后的民用运力进行登记，查验整备情况，保证按时交付使用单位。



　　指挥机构应当根据征用对象报到集结情况，建立健全运力编组单位的组织体系，完成编组方案,确定负责人。



　　第二十七条　指挥机构在接到动员令或决定后，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勘察确定集结编队地域，对民用运力的进出、机动线路和地域的使用进行区分；明确各类动员保障力量进入的时机、位置以及展开保障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征召通知书的要求，组织被征民用运力在规定时限内到达集结地域，并保证被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技术状态,操作和保障人员的技能状态符合战时动员要求。



　　第二十九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需要使用港口、码头、机场、车站等设施设备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支持。



　　第三十条　集结后的民用运力应当进行应急训练。应急训练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战术训练，战场救护训练，运载工具急救、自救与互救训练，伪装与防护训练，紧急出动与紧急疏散训练，夜间适应性训练等。



　　第三十一条　被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需要加装改造的，由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会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使用单位按照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实施方案进行加装改造。



　　承担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加装改造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国防要求进行加装改造，保证按期交付使用。



　　第三十二条　被征民用运力交付使用单位时，应当办理交接手续。交接的内容包括运力编组名册、运载工具类型、技术状况资料、被征人员的情况资料。



　　第三十三条　被征民用运力集结期间的技术、物资、油料、生活、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由指挥机构负责。移交使用单位后，民用运力的安全防护、后勤保障和装备维修等，由使用单位负责，其执行任务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四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任务完成后，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向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办理被征民用运力移交手续，并出具民用运力使用、损毁情况证明。



民用运力移交内容主要包括民用运力使用后的数量，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设施的损毁情况, ，操作、保障人员的伤亡情况。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人民武装动员机构、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民政部门和民用运力使用单位，做好被征民用运力的复员工作。



　　第三十五条　军事训练、演习要征用民用运力的，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程序报军区级以上单位批准后，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组织实施。



部队参加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处置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征用民用运力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民用运力国防动员预案组织实施。







第五章　补偿抚恤与经费保障







第三十六条　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造成下列直接财产损失的，可以获得补偿：



　　（一）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和港口、码头、机场、车站等设施的灭失、损坏、折旧；



　　（二）民用运载工具及相关设备和港口、码头、机场、车站等设施的操作、保障人员的工资或者津贴；



　　（三）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的其他直接财产损失。



　　第三十七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军区批准的军事训练、演习征用民用运力造成直接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三十八条　部队参加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处置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征用民用运力的补偿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会同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另行制订。



　　第三十九条　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凭使用单位出具的使用、损毁证明，向原登记的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出补偿申请，经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后1个月内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予以补偿。



　　第四十条　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遭受人员伤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凡登记在册的民用车辆，因履行民用运力国防动员义务，持省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核发的《国防交通》标志，免收通行费和履行义务期间的公路养路费，履行义务时间不足1个月的，按1个月免收公路养路费。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本级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所需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准备所需费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本年度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工作任务编制预算，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三条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经费应当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其履行义务，可以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预征民用运载工具以及相关设备的单位和个人拒绝进行登记的；



　　（二）不及时向登记机关报告民用运力变动情况的；



　　（三）预征人员拒绝参加训（演）练和集中查验等活动的；



　　（四）被征民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接到征召通知不履行义务或者逃避义务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等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主管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一）泄露所收集、掌握的民用运力资料和情况的；



　　（二）超越权限，擅自动员民用运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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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侦查程序的反思及其重构
李长春1 周冬平2 张英洪3
（1、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3、湖南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内容摘要：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在社会上引起争议较多的阶段。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在文中笔者通过分析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反思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并由此提出一些重构我国侦查程序的设想。
关键词： 侦查模式 整体构造 制度设计 司法审查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侦查程序是一个备受重视的诉讼阶段，起诉与审判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侦查的结果，“同犯罪斗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善于进行侦查工作”，[1]“只有通过犯罪侦查，才能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分子，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提供充分的材料和根据”。[2]一定意义上讲，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然而，由侦查的任务所决定，侦查机关享有了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一系列的强制处分权。可这种权力一旦行使不当，随时都可能威胁到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所说“社会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一旦被滥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2]事实上，社会各界对当前存在的侦查权滥用问题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与不满，充斥于各大媒体的，经常是这里的警察随意施暴，那里的侦查机关超期羁押，甚至还有嫌疑人惨死在审讯室里或者被讯刑后跳楼自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非法羁押一再出现，最近报道的孙志刚事件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问题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就不能不让人去审视我国的侦查程序整体构造，反思制度设计自身是否存在着缺陷？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西方现存的制度与发展趋势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以获得改革的灵感。

一、西方各国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

在当今西方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及诉讼价值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两大流派。但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诉讼民主化的发展，两大法系在侦查程序的设计上开始不断借鉴与吸收对方的有益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融合。从总的趋势来说，现代西方各国都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表现出下列发展趋势：
1、广泛建立了针对侦查措施的司法授权与审查制度。侦查行为直接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权益，对其实现司法上的监督是各国都极其关注的，认为有必要将“诉讼”的观念引入侦查程序，以加强对侦查行为的控制。有鉴于此，普遍建立了由法官颁布许可令的“令状制度”，要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司法警察或检察官都要事先向法官或法院提出申请，后者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认为符合法定的条件后，才能许可进行上述侦查活动。
2、建立了对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机制。作为侦查程序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审前羁押会导致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较长时间的限制和剥夺，为此，西方各国对审前羁押实施严格的司法控制，将逮捕的行为与逮捕后的羁押予以区分，前者被设计成保证嫌疑人到场或到庭的手段，只能带来较短时间的羁押；而后者作为一种羁押状态，则一律要由法官或法院在双方同时参与下专门加以确认，两者在适用条件和程序上加以严格分离。并确立了一系列旨在替代羁押的强制措施，尤其是广泛采用保释制度。嫌疑人有权随时向法院提起申诉或者上诉，以期引起法院对羁押合法性问题进行的司法审查。
3、普遍确立了嫌疑人的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基于无罪推定的要求，侦查机构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陈述的自由，否则整个讯问程序无效，由此获得的口供也将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与沉默权同等重要的是律师帮助权，嫌疑人在被逮捕时或第一次讯问时，都要被告知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如果无力委托，政府将为其指定一名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4、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不断扩大。与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增强相适应，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范围得到了逐步扩大。在警察或检察官讯问嫌疑人时除个别国家不允许律师到场外，都允许和通知辩护律师直接参与。辩护律师有权与在押的嫌疑人进行秘密的会见与通讯，并能阅览侦查机构制作的案卷材料，有权开展一些独立的调查取证活动。
5、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西方各国是以裁判为中心来构建刑事诉讼程序的，法院的审判活动对侦查活动实际进行着最终的司法审查。通过当庭的直接、言词、辩论、集中的证据调查完成对事实的认定，作出独立自主的裁判。同时，法庭还要对侦查机构收集提交的证据是否合法进行独立的审查，对于通过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手段获得的各种证据，都要排除于法庭之外，不得成为定案的根据。通过这种司法审查，使得侦查活动在法庭审判乃至司法救济阶段仍能受到司法机构的继续制约和控制。

二、理性反思：中国侦查程序构造上的缺陷

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一旦运用不当，将会产生追诉机构及官员滥用国家权力和非法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双重危险，侦查程序理应成为刑事诉讼中备受关注并进行精心设计的一个阶段。然而我们发现，我国的侦查程序在制度的整体设计及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发布许可状的，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根本就不存在，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司法裁判仅仅是法院对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裁判的活动，而不是针对审判前追诉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判的活动”。[4]这表明中国侦查程序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从而导致了侦查权的失控与滥用。
2、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障，承担着被迫自证其罪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不得不承担着被迫供述自己罪行的责任。加之绝大多数嫌疑人都被长时间地羁押在公安机关的看守场所，而辩护律师一般不允许到场，使得嫌疑人失去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而成为被动承受追诉的一方，其诉讼主体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加上口供对于定案的重大作用，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非法取证现象的盛行就不足为怪了。
3、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辩护律师除了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受到限制的会见和进行申诉、控告等活动外不能进行任何实质有效的防御活动。不能在侦查人员讯问时到场，不能阅卷，不能进行调查取证，也不能向中立司法机构提出任何有效的申请，使侦查几乎完全变成侦查机构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其结果是，侦查活动变成完全由侦查机构依职权自主进行，而辩护方几乎不能对这种活动的过程实施任何有效的制约。
4、由侦查机关进行的内部控制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保证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并不具有积极有效的作用。根据我国刑诉法有关规定，警察或检察官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签发相关许可令状。然而因为他们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与指挥者，由其对侦查活动进行控制是不现实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构，有权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由于公、检两机关都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往往在监督公安权关时“心太软”，从而使得对公安机关的制约与监督流于形式。
5、没有建立与非法取证相应的法律后果机制，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真正确立。虽然我国刑诉法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收集和审查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对于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法院可以将其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然而，对于通过非法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窃听等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没有作出相关性规定。事实上，司法实践中遇有证据违法的情况，往往是遣责违法取证行为本身，对于由此而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要认为查证属实，就仍然可以采用为定案根据。这种只禁“毒树”，而不禁食“毒树之果”的作法往往会鼓励警察的程序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权益的侵犯。

三、展望未来：重构我国刑事侦查模式

“春风疾,战鼓擂，”一场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正在神州大地铺开。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和监督，遏制侦查权的滥用，保障人权，确保司法公正，从根本上改革侦查程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在此，我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1、改革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确立司法权的权威地位与中立形象，由此加强司法对侦查的审查与控制。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流水作业式”的构造模式，因为“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侦查、起诉和审判是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公、检、法三机关就如同流水线上的三个‘操作员’，前后接力、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任务。”[5]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降低或破坏了审判权在诉讼中应有的权威和中立形象，违背了司法最终裁判原则与控审相分离原则，使得司法权干预与控制侦查权成为不可能。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向现代法治国家“以裁判为中心”的构造模式转化，废除“公、检、法三机关公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及“检察监督原则”，结束公检法三机关各行其责，分散行使权力的状况。建议在现行法院中建立专门的审查庭负责对侦查活动进行控制与监督，从而使司法机构的裁判活动实际居于刑事诉讼的中心。具体来说表现为（1）在侦查阶段的一开始，法院的审查庭就可以参与并负责就所有涉及个人权益的事项进行司法授权和审查，作为一个中立司法机构对警察或检察员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发布许可令状并进行合法性审查。（2）在侦查阶段就允许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向法院提出申请，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举行专门的听审，作出权威的裁判，并允许上诉，从而充分给予这些公民（尤其是嫌疑人）的司法救济权。
2、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实行检、警一体化格局。检察机关既要进行法律监督，又要负责提起公诉甚至参与侦查，同时承担了司法监督和刑事追诉这两项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使其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缺乏起码的中立性与超然性，并使控辩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损害了平等对抗原则和司法公正原则。因此，必须改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把相关的诸如批准逮捕的监督权交由公正独立的法院行使。与此同时，必须对检警关系予以调整。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工不明确，机构设置不合理，程序不顺畅，致使整个司法体制在不良运作中浪费掉大量的司法资源，效率低下，并使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很难建立起来”。[6]为使公、检两机关的侦查活动既不偏离追诉犯罪的高效目标，又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弱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司法警察从现行的公安管理机制中分离出来，由检察机关加以指导、管理，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领导、指挥、监督权。只有通过改变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并使之与公安机关形成一体化，才能既提高追诉犯罪的效率，又更公正地实现对侦查活动的控制与监督。
3、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由于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与能力的先天不足和侦控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任其发展，将形成强大的侦控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以强凌弱的局面。正如梅利曼教授所言“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因而必须进一步扩大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参与范围，使得辩护一方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对抗追诉一方。在目前，我国应至少从以下几方面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地位：（1）犯罪嫌疑人应享有沉默权，使其不承担自证其罪的责任，违背嫌疑人自愿而得到的口供不能为法庭所采信。（2）大幅度地缩小审前羁押的适用范围，尽量采取羁押替代的措施，如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使嫌疑人在不丧失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与律师一道进行充分的辩护准备活动。（3）使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应当在侦查一开始，嫌疑人就可以委托律师，使其及时参与到侦查程序中来。（4）扩大律师的参与范围，增强辩护一方防御力量，如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始终在场，与嫌疑人的会见不受监视，辩护律师有不受限制的调查取证权，有权在侦查结束后立即进行全面的阅卷等。
4、在刑事证据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对于违反宪法和诉讼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序上表明了我国开始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很不完善：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只限于言词证据，对于非法羁押、非法搜查、扣押等所获得的证据却未予以列明，仍可作为定案根据。同时，对于适用排除法则的举证责任未作规定，导致实践中对举证责任的确定做法不一。因此，我国立法还应当作如下规定：对于非法羁押，包括擅自延长羁押期限和超期羁押所获得的嫌疑人的供述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搜查、扣押等获得的物证，可区分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的不同情况，对于轻微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不予排除，对于较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应予坚决排除。[7]参照国外作法，对于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先由辩方举证，但标准较低，只须有可成立的理由即可。然后，追诉官员就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的承担举证责任。只有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证，保障人权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5、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制度，并使羁押的场所脱离侦控机构的直接控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任意的拘捕并长时间地予以羁押，导致目前超期羁押现象不断出现，严重地侵犯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做法，将逮捕行为与羁押状态严格加以区分，逮捕的适用条件较低，只能引起短时间的羁押，但逮捕后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到法官面前，由后者对是否继续羁押，要否保释以及羁押期间等问题通过开庭的方式，在控辩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作出裁判。取消检察机关对逮捕行为实施的审查批准权及对羁押期限的决定权，而一律由法院审查决定，这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裁判，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同时，在侦控机关逮捕嫌疑人以后，往往将其羁押于侦控机关可以直接控制的看守所、拘留所等场所，使得侦控机关可以任意地、秘密地讯问，容易导致刑讯逼供，获取非法的证据，侵犯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建议将嫌疑人被逮捕后的羁押场所脱离侦控机关的直接控制，而交由另一相对独立的行政部门管理，侦控机关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取得法院及行政部门的批准令状方可进行。

参考资料：

[1] [前苏联]H·N·波鲁全夫：《预审中讯问的科学基础》［M］，群众出版社 1985 . 1
[2]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 267
[3] [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法律出版社 1999 . 109
[4] 转引自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律》［M］,法律出版社 1996 . 235页。
[5] 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231
[6] 参见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J］，载《法学研究》 1999 .?1?
[7] 参见宋世杰：《证据学新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 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