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私人摩托车上牌额度有偿使用金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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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占执行案件的比重较大，且标的较大，该类案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终结率高、执结率低、执行标的到位率低的问题，而申请人因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实现对执行产生误解，甚至迁怒于法院和社会，导致有的申请人四处上访、告状，甚至采取自杀、自残等极端方式敦促法院执行。这已经成为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近三年来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9件，其中申请标的额为247.3325万元，其中执结案件8件，执结率为42.1%，执结标的为51.3526万元，执结标的到位率为20.7%，终结本次执行程序11件，终结率达57.9%。

该院认为，当前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结率低，执行不到位的原因主要有：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执行人正在服刑且本身赔偿能力有限。该类案件被执行人85%左右为农民或无业人员，本身文化素质较低、经济收入不高，犯罪前，就没有多少财产，又因犯罪行为被判处刑罚，除现实的赔偿能力外，因其生命或人身自由已被剥夺，已无履行能力。

二、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在刑侦和起诉阶段无法采取保全措施，因为刑诉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被执行人及其家属有充分时间在侦查、起诉阶段转移财产。

三、敦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措施有限。由于被执行人一般已在监狱内服刑，民事强制执行措施难以适用。对于不配合法院执行的家属没有法律依据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而附带民事执行与否和刑罚执行没有关联，一般不会影响被执行人的减刑、假释，所以被执行人往往缺乏履行义务的主动性。

四、救助机制不健全，无财产案件得不到根本解决。在实际执行中，有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均为特困群体，加之申请人身体遭受不法侵害或死亡，使家人生活陷入困境，需要社会救助。目前，我院尚未建立执行救助基金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类案件。

该院认为，要解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现状，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增强公民法律意识。要利用多种途径，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执行法律宣教活动，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增强法治观念，提高公民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自觉性，帮助和支持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物质损害向人民法院附带民事诉讼，为人民法院执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二、加强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立、审、执相互配合机制。高度重视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诉讼中，法院要及时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或先予执行，有效控制财产，确保判决得以执行。

三、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被执行人的减刑、假释管理工作。在监狱服刑期间，监狱部门要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附带民事执行与否作为被执行人予以减刑、假释的一个条件，多做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的工作，努力争取刑事被告人的家属代为赔偿，使得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刑事被告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家属代为赔偿而执行已经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判决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建立对被害人的补偿救济制度。一些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已建立了执行救助基金，可以对特困群体附带民事案件的申请人给予适当救助，但救助金额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申请人的实际困难。因此，建议对因犯罪行为遭受侵害的特困申请人，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一定的补偿救济责任，建立和规范专门的被害人补偿救济制度。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
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的刑罚结构作出重大调整，增设了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正确适用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与刑法修正案（八）同步施行。近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反映，死缓限制减刑案件二审与复核裁判文书的尾部或主文存在难以表述的问题，即：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或复核后核准死缓的，复核裁判文书主文或者二审裁判文书尾部关于文书效力的语句中是否应写明“限制减刑”？如要写明，应当如何表述？现结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就这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裁判文书是否应写明“限制减刑”

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或复核后核准死缓的，是否应在裁判文书尾部或主文中写明“限制减刑”，目前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写明，否则中、高两级法院裁判文书表述不同，今后在给被告人减刑时将面临是否限制减刑的困惑，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写明，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而不是核准死缓限制减刑案件，“限制减刑”不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同时，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不影响中级人民法院所判“限制减刑”的效力与执行。

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其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复核裁判文书主文中写明“限制减刑”。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判处死缓是否同时决定“限制减刑”有实质性差异，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加以体现。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在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25年，加上2年的缓期执行期间，实际执行期不少于27年。而对于判处死缓未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根据201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17年（含2年缓期执行期间）。这表明，判处死缓是否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二者的实际执行期相差10年，显有实质性重大差别。因此，尽管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是死刑缓期执行的一种情形，但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实体价值，甚至可以视为一个“准刑种”，应当作为特殊的判决结果对待。这种特殊性自然也应当在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者复核裁判文书的主文中得到体现。

第二，“限制减刑”属于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判决时应载明的内容。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是刑法修正案（八）设立的全新刑罚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均没有作出规定。前述反对在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意见，主要理由也是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对死缓的核准制度，“限制减刑”不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这种意见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死缓判决时载明“限制减刑”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缓核准制度。主要理由是，虽然死缓限制减刑作为判决结果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不写明“限制减刑”的死缓判决就属于不限制减刑的常规死缓判决，但限制减刑的死缓仍然是死缓，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时载明“限制减刑”，表明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仍然是死缓，只不过是“限制减刑”的死缓而已，故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缓核准制度。同时，根据《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或者复核程序中对中级人民法院“限制减刑”判决所进行的是实质性审查，认为原判限制减刑不当的，应当予以撤销。同理，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限制减刑适当的，也应当体现对原判的肯定，在二审或复核裁判文书中写明原判作出的是“限制减刑”的死缓判决而不是常规的死缓判决。

第三，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会产生较多负面影响。首先，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主文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不能体现死缓限制减刑作为独立或者特殊判决结果的性质，客观上将形成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的冲突。一旦将这种二审或者复核裁判结果送监狱执行刑罚，监狱将无所适从。据了解，实践中已经出现这种案例，造成工作被动。因此，前述反对在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意见认为不影响中级人民法院“限制减刑”判决执行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其次，根据立法精神，死缓限制减刑是作为死刑替代刑罚创设的，主要适用于论罪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单纯判处死缓又不足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被害人亲属本要求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了解死缓限制减刑比常规死缓更为严厉后才接受法院作出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在此情况下，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二审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裁判文书的释法功能就未得到充分发挥，易引起被害人亲属对法院裁判结果的误解，造成在审判之外增加原本不必要的释法明理的工作负担。

二、裁判文书如何表述“限制减刑”

在明确了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二审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问题后，需要进一步探讨文字上如何具体表述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公布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以下简称《样式》）和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抗诉，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拟维持原判的，裁判文书在尾部“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之后续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以××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那么，对于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案件，在该句话中如何表述“限制减刑”？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写在该句话中的附加刑之后，表述为“根据……本裁定即为核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的刑事裁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宜写在该句话中的“缓期二年执行”之后附加刑之前，表述为“根据……本裁定即为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限制减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上述两种意见均有各自的合理性，相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更为妥当，即“限制减刑”宜写在上述句子中的附加刑之后。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可以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主文的表述逻辑保持一致。根据《规定》第7条，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所作的限制减刑决定，应当在判决书主文部分单独作为一项予以宣告。据此，判决书中应在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项后紧跟一项，表述为“对被告人×××限制减刑”。高级人民法院对于二审维持原判的，将“限制减刑”写在有关裁判文书效力语句中的附加刑之后，在表述逻辑上能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主文表述保持一致。如果写在“缓期二年执行”之后附加刑之前，则明显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主文表述逻辑不同。

第二，可以体现“限制减刑”决定对主刑和附加刑的制约。从刑法的相关规定看，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直接效果是延长了死缓刑的实际执行期，增加了其严厉性。由于对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必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仍适用于主刑执行期间，故服刑期的延长也会导致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延长。同时，死缓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该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随着有期徒刑的减刑而酌减。由于限制减刑后有期徒刑的减刑更为严格，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减少也会相应严格。因此，限制减刑对附加刑也有一定制约效果。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判文书中将“限制减刑”写在附加刑之后，逻辑上可以较好体现这种制约效果。

以上是以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案件适用二审程序进行分析的。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被告人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适用的是复核程序。根据《样式》及上述分析，裁定书主文可表述为：“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以××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的刑事判决。”如果对被告人需要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则“限制减刑”宜写在附加财产刑之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