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命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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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命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命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济政办发〔2012〕3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命名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一二年十月八日
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命名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的命名管理工作，推动商业街培育和发展，提升商业街品位及影响力，引导和扩大消费，打造城市服务业品牌，根据商务部《商业街管理技术规范》（SB/T10517-2009），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分为综合性商业街区和专业性商业街区。
综合性商业街区是指历史悠久、区位优越、规模集聚、业态丰富、定位清晰、功能完善、品牌云集、管理健全、效益良好，处于商业中心地位，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体验于一体，拥有主力店及众多国内外品牌店，集聚效益明显，具有较强辐射能力和较高知名度的商业街区。
专业性商业街区是指某一类商品或服务经营面积，达到商业街区总经营面积60%以上，或拥有某一类专业经营店铺30个以上，汇集该类专业知名企业，具有高度专业化、集群化、规模化、品牌化和辐射力，依托相关产业度高，形成商业和产业互动发展，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商业街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特色商业街区的命名。
第四条 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由市政府命名，原则上每年组织1次。
第五条 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本市特色商业街区建设发展的组织协调工作。市商务局组织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特色商业街区的论证和评审。
第六条 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应当符合以下标准：
（一）符合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商业网点规划；
（二）商业规模集聚，经营特色鲜明，业态结构合理，市场定位清晰，综合效益良好；拥有知名的地方特色、老字号店铺、龙头企业和国内外品牌商家，市场影响力和辐射力明显，对区域商业服务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综合功能完备，具有达标的公共服务性配套设施，与城市交通枢纽实现有机结合；
（四）商家诚信经营和消费环境良好，人文环境优良，街区商会（协会）组织的行业自律作用突出，投诉、服务机制健全，能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高效、满意的服务；
（五）基础设施完善，具有达标的消防、安全、卫生、治安、环保、节能、排烟、排污、排水、公厕、交通、停车、标识、指示、监控、垃圾、无障碍等设施和条件；
（六）周边环境优化，建筑风格、空间布局与商业经营、街区功能、历史背景、地域文化相适应。在规划、建筑、设计、装修、亮化、店招、绿化、人文、休闲、景观、小品等方面独具特色；（七）商业街已开业运营1年（含）以上，主街区总长度大于150米（含），店铺数量达到30家（含）以上（餐饮类商业街可适当放宽）；其中，经营面积在5万（含）平方米以上为大型商业街区，3万（含）—5万平方米为中型商业街区，1万（含）—3万平方米为小型商业街区。
第七条 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命名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市商务局根据市政府要求，组织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申报；
（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申报；
（三）市商务局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核、现场考查和评审，提出论证评审意见；
（四）市商务局根据评审委员会论证评审意见，形成命名建议并向市政府报告；
（五）市政府研究同意后，予以命名，并向社会公布。其中，综合性商业街区命名为“济南市著名商业街”；专业性商业街区命名为“济南市特色商业街”。
第八条 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命名后，各县（市）、区应加强对特色商业街区的培育完善和日常监管，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打造特色鲜明的精品商业街区。
第九条 市商务局应加强对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经营运行、培育发展和改造建设情况的检查，并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市特色商业街区建设领导小组。
第十条 被命名的济南市特色商业街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市商务局组织评审委员会研究提出建议，报市政府同意后，撤销其命名：
（一）因城市规划、拆迁等原因，必须进行整体搬迁和重新规划建设的；
（二）商业聚集度降低，规模萎缩，不再具有行业龙头地位的；
（三）经营特色弱化，主营行业与命名特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
（四）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经营管理混乱，经限期整改仍未达到规定条件的。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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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非法同居的法律救济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 王永东
非法同居，是指男女双方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种同居行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不受我国法律保护的。虽然这是非法的，但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仍大量存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法相关司法解释对这方面的规范很少，仅简单的称其为非法行为不予保护，它忽略了这种现象在我国存在的现实性和一定的合理性，尤其对弱者的权利保护乏力，立法者并未完全将其纳入法律轨道，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婚姻制度的缺陷。当今我国正准备出台新的民法典，婚姻法也将纳入其中，为此，本文拟谈谈对非法同居的认识，并对施以法律规范的必要性、法律规范应包含的相关内容作一简单探讨。
一、对非法同居的认识
本文探讨的非法同居，是指男女双方均未结婚，而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行为，它不包括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同居行为是我国法律所禁止和应予打击的，对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犯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多数老百姓认为非法同居也是结婚，他们认为只要男方把女方娶进家门就算结婚，至于是否到婚姻登记部门进行登记无所谓，在他们心中强调的是结婚的实质要件，所以一般很难接受非法同居的说法。而婚姻法是这样规定的：不登记结婚就是非法同居（1994年2月1日前产生的事实婚姻除外）。它更看重的是结婚的形式要件。按这种规定，只要男女双方领取结婚证，即使不进行结婚仪式，也算结婚。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很明显的认识上的冲突，哪怕男女双方什么都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惟独就缺登记这个形式要件，就属非法同居，“结婚”当事人基于婚姻关系而既有利益和可期待的利益都得不到了。因为一旦“离婚”，不会按离婚处理，只能按解除非法同居处理，结果是大不一样的，离婚就要按夫妻共有财产来分割财产，而非法同居就不享有夫妻财产分割的权利，一方死亡另一方还不能以配偶身份继承财产，而且他们的子女还都是非婚生子女，虽然法律地位上非婚生子女等同于婚生子女，但是现实中存在事实上的歧视。还有很多结果是迥然不同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样的事实，仅缺登记这个要件，结果就大不一样，这样对待非法同居者公平吗？
法律上对“非法同居”的称谓也带有一定的贬义性，笔者认为，鉴于非法同居与结婚往往仅缺进行登记这一形式要件，况且他们也象正常夫妻一样过夫妻生活，生儿育女，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准婚姻关系”。相应地把形成的“家庭”关系也称为准家庭关系，“家庭”暴力也称为准家庭暴力等等。这样的称谓在社会上容易被人接受，也为非法同居向结婚过渡指明了方向。
我国当今法律对非法同居的看法是：这是非法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对未办理登记的，劝其应当补办登记。非法同居关系要转变成婚姻关系的条件是补办结婚登记。从这些规定可知，我国对待非法同居现象是允许其补办登记手续的，这是对非法同居救济的一个重要措施。
二、对非法同居现象施以法律规范的必要性
非法同居现象大量存在，我国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同居现象的法律保护的规定甚少，不能很好的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更大限度的保护弱者的利益，面对这种状况，我国立法机关不能熟视无睹。
（一）非法同居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近年来，不仅在农村有大量的非法同居现象，在大城市不办结婚登记而同居者也不断增加，他们觉得先“试婚”较好，合得来就登记，合不来就分开，省得一些登记上的麻烦。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在某方面说明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其出发点是为了满足对婚姻生活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体现了现代社会男女关系的多样化。即使法律认为这种行为违法，人们也还是甘愿冒违法之嫌，继续着这样的同居关系。这说明，任何社会现象只要不是反社会、反人民，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法律就没有办法取缔它、消灭它。①这样、那样的同居关系汇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非法同居现象。
（二）对非法同居现象施以必要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我国幅员辽阔，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多数，他们法律意识普遍不高，认为只要按当地风俗娶亲就算作结婚。如果一概否定非法同居，这是非常残忍的，是他们不易接受的，这不利于当今社会秩序的稳定。我们要面对非法同居现象的现实性，对其加以规范、引导，早日与结婚制度接轨，维护全社会的稳定。
（三）弱者总是需要法律保护的。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不仅保护合法的行为，惩治违法行为，而且在惩治违法行为的过程中也对违法者予以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这在刑事法律规范中可以看出。非法同居，仅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去登记，仅是一种相对较轻的违法行为，其尚不构成犯罪行为，我们也应该用法律去调整他们的行为，用法律去救助其中的弱者。如果法律不对非法同居这种现象加以规范，将无法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不能保护弱者的权利不受侵害，这体现不了法律对弱者的关怀。作为代表并保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的国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应该熟视无睹。陈杰人先生说得好：“法律不仅是保护善良人的法律，也是保护违法人的法律。……对于任何违法者或者具有不良记录的人而言，法律更应该保护其合法权益，因为他们的权益往往容易受到歧视，往往容易被公安机关忽略。”②而根据现今法律规定会得出不易让人接受的答案。比如《人民司法》研究组在答复一位读者的问题，男方起诉解除同居关系时女方已怀孕，法院如何处理？是这样答复的：由于双方是非法同居关系，其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即不受《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调整，所以法院可以继续审理。③而该条是这样规定的：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这时法律保护了弱者吗？因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法律规范去救助其中的弱者，而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
（四）当今法律对非法同居施以保护的局限性，决定应予以完善。
现今的婚姻法对非法同居这四字未提及，仅在第八条中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它认可补办婚姻登记，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承认了事实婚姻的存在，也即要补办登记，在这种情况下非法同居关系可以转化成正常婚姻关系。针对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相应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从这个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对非法同居的处理是很宽容的，只要男女双方补办登记，就按夫妻离婚规定来处理。但笔者认为能这样做的微乎其微。试想，双方闹到了“离婚”的地步，还会打结婚证吗？这恐怕与制定这些规定的初衷不符，但我们可以看到，非法同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法律救济的，只是在操作上有所欠缺，未能尽如人意。
对非法同居者的法律保护的规定，除了上述二条外，当今人民法院审案的依据仍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这一司法解释，该解释是在1989年作出的，用其处理现在的非法同居案件是不太适应的，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
鉴于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难以操作性和滞后性，可以看出这些规定是很有局限性的，因此，对非法同居现象的法律保护应予以完善，使得有法可依，对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三、完善非法同居的法律救济的几点设想
非法同居是我国当今社会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两性关系，当男女双方产生纠纷的时候如何处理，现今法律对此的规定甚少，不利于矛盾的解决，不能更好地保护人的权利和利益，更难给弱者施以法律救济。为此，我们应面对现实地研究非法同居现象，并由立法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去规范这种法律关系，使它成为我国民法典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篇章。下面，笔者认为应在如下五个方面设立非法同居法律救济的法律规范。
（一）明确同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男女双方以夫妻的名义在一起共同生活，形成一种准婚姻关系，要维系这种关系，笔者认为至少应规定如下四点，只有对这些方面做出规定，才可稳妥地解决可能产生的纠纷。这四点为：一、双方不构成配偶关系，不随时间的延长而自然成为配偶关系，这是与结婚的本质区别。二是双方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这是双方能够走到一起的一种保证，也是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物质保障。三是双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应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专有的除外。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形成一种准婚姻关系，也可谓是一种合伙关系，按合伙的法律规定，合伙所得应为双方共同共有。当然，下列财产应属个人财产：一方同居前的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四是双方无继承关系。一方死亡后，不能继承遗产，只能按相互扶助关系处理，分得适当的遗产。对于抚恤金方面，鉴于其与死者有这种关系，也可适当得到一些抚恤金，以慰藉其伤痛。
（二）与子女的关系。
男女双方同居期间所生子女，应属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子女可以随男女双方的一方姓，同居双方均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三）救助措施。
虽然非法同居是违反我国婚姻法的一种行为，但届于它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性，我们对非法同居中的弱者也应予以救助：
第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所在的单位的救助责任。上述单位对辖区内发生的非法同居中的暴力等行为，我们不妨称其为准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成员的行为，有义务进行劝阻和调解，不能以其属非法婚姻不受保护为由推诿责任。当事人也有权请求上述单位前来劝阻和调解。上述单位在调解过程中，还可指出非法同居的违法性，规劝男女双方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政法机关的救助责任。公安机关对待准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应当予以制止，并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人民法院对遗弃家庭成员的抚养、扶养、赡养案件要及时判决，并予以执行。构成犯罪的，受害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起公诉。
（四）明确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主管部门。
非法同居关系是否应通过法定程序解除，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无须通过法定程序解除，因为男女双方并没有办理法律所规定的登记手续，所以解除时也无须通过法定程序。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可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对于没有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除。其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法发[1994]6号）的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
笔者认为，凡形成了非法同居关系需要解除的，应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予以解除。大家知道，非法同居关系中其实有些是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只是男女双方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而已，就缺少这个形式要件，但它在群众中被看作是夫妻关系了，所以自行解除有失严肃性，而且随意性很大，并不能起到公示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法复[1994]10号）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从该规定可以看出非法同居在某一方面具有结婚的效力。而婚姻登记机关既没有给非法同居者“登记”，也无权作出判决（因为要解除），所以对非法同居案应由法院处理。
（五）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内容。
对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一方要求“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经查确属非法同居关系的，应一律判决予以解除，这仅解除了双方的身份关系。对于该类案件具体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中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能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不能充分保护弱者的利益，也并不能全面地解决因解除同居关系而面临的一些问题。为此，笔者认为应在这些若干意见的基础上应增加一些新的规定：
第一，建立损害赔偿制度。损害赔偿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它通过对无过错方权利的救济，维护准婚姻家庭的稳定，可使其健康地向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转化。这样，对强者而方，对其有个警戒作用，使其不能肆无忌惮，同时，相对受害人而言，通过损害赔偿制度的救济，使其不致于因非法同居关系的解除而一无所获，这也与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相适应。
《婚姻法》对损害赔偿制度的请求权的行使，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无过错方才有权行使。《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其中的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不是所有的离婚都会发生损害赔偿的问题。作为准婚姻关系的非法同居而言，产生损害赔偿的条件更应严格。笔者认为，由于非法同居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同居者再去与他人结婚，或再与他人同居的，不应属产生损害赔偿的行为，因为他们本来的同居关系就是法律所不倡导和保护的。但对于实施准家庭暴力的和虐待、遗弃准家庭成员的，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里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应含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他们所遭受的损害与合法婚姻关系中的损害是一样的，而国家在人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人格权等方面的保护是一致的。
第二，赋予未抚养子女一方有探望权，其权利应与正常离婚中的探望权一致。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子女的抚养问题，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是人民法院处置这类纠纷的一个原则。子女确定由一方抚养后，另一方也必然享有探望权。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那么，非婚生子女当然享有被探望权。探望权的主体、范围、行使的方式、司法实践中探望权的保护等问题应与婚生子女的父或母所行使的探望权应是一样的，增设这一制度可弥补我国准婚姻制度中探望权的缺失，是我国准婚姻立法不断完善、进步的标志。
注：1、杨立新《确认准婚姻关系的必要性及其一般规则》，杨立新民法网。
2、陈杰人《“反对发放安全套”的伪道德》，《法律与生活》2003年1月上期。
3、《人民司法》2003年第3期，第79页。
联系电话：07955284127 邮编：330800
诉权、行政权、司法权
——对一宗特殊反诉案的实证分析
陈有西
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其范畴属于私权利。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权利。在一般情况下，诉权只同司法权发生联系，产生冲突，同行政权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的冲突。但在特殊情况下，诉权和行政权也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如行政争议中的行政终局管辖的案件和民事争议中被司法解释排除法院管辖的特殊案件。有时候，诉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还互相纠缠在一起，直接影响到法院程序审查和实体权利判决，因此不但有理论探讨上的必要，同时具有实践指导上的意义。本文介绍的是一件十分罕见的涉及这三种权利的特殊的房产纠纷案，现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一些探讨。
案例背景
徐某解放前系旧政权县田粮处的职员。1951年土地改革时，建德县人民政府对徐家的地产和房产进行了确权登记。其中对徐家座落在梅城镇西门街南侧的房屋，颁发了4540、4541、4542号土地房屋所有证。确认这些房产为徐家的私产。由于阶级成份划分时徐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徐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改造的过程中次次受冲击。1956年，徐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果园、山地、坟地作为生产资料入社。同时，在参加革命的大女儿的动员下，为表示“靠拢政府”，在《申请书》中同时表示要将西门街的三楼三底共263?35平方米房屋，赠送给人民政府。原文说：“另外，我为了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将座落在西门街新建楼屋一座，计三间，左首一间约六尺宽的人行道例外，赠给政府，来摆脱剥削，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者。是否?特具申请赐予批复。此上西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请转呈人民政府。”但“西湖合作社”(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将他的地和山作入社处理后，没有将房产转报上级政府，擅自占为社里使用，因此政府一直没有批复同意接受捐赠，也没有办理房产转移手续。徐某一直持有土改所得的“房屋土地权证”。
按1956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令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三条和第十六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坟地和房屋宅基地不必入社。房屋等生活资料则没有要求入社。1因此，徐某的房产是不可能作为生产资料入社的。
徐某迟迟等不来政府的接收房产的手续，村合作社则从1956年开始直接代收房租。徐不服，但碍于“四类分子”的身份，他不敢多言。1957年，他心有不甘地叫女婿向省报写信反映，信被转办到梅城镇公所。以后数年，徐被村里作为“反攻倒算”的典型。他和女婿一起连年被批斗。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社(生产队)将该房屋的六尺宽的人行道阻塞，徐一家出入都不便。1972年，徐的另外535?13平米房屋又被社会主义改造，发给了一次性“固定租金”，丧失了所有权。一直到文革结束，徐不敢喊冤，房产也便被社里一直占用。
八十年代初，党和政府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1983年，他写信给西湖村要求发还房产，村里不允。86年，徐长子以华侨身份从国外致信中央政府要求落实政策。徐本人直接上访和找各级政府不下百次。87年，县委统战部到梅城镇、西湖村、县公安局查档和调查，查明了全部情况，形成了处理意见文件，认为：“按华侨政策，将房子还给徐某。”但没有结果。1997年，徐的海外关系和顽强不息的上访起了作用。建德市政府根据侨办和市房地产管理处的《关于要求落实徐某房产政策的请示》，发出了“建政办(97)4号”文件《关于落实侨眷徐某房产政策协调会议纪要》。纪要决定：一、徐的房产，应按中办国办44号《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87]7号《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中央《关于处理党团员及其他社会人士捐献财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精神，抓紧落实。二、1951年三份房产证记载的产权，仍归徐仲寅所有。三、西湖村委会已经收取的历年租金，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不退还给徐，1997年1月1日起，使用权由徐收回。四、做好双方说服工作平稳解决。1997年3月4日，建德市房产处给徐仲寅重新颁发了029494号房产证，将全部房产再次确权为徐的私产。
西湖村的干部对此不服，一再向市里反映，市里又开始复查这一问题。1998年5月6日，建德市政府信访办、法制办、统战部等有关人士找徐某一家谈话。告诉徐原先的处理决定要撤销，房子他当年已经入社，必须归村里集体所有。5月30日，92岁的徐某并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去世。6月22日，建德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出建政法131号《关于对徐某房产问题重新处理的决定》，撤销了市府办公室的[97]4号文，其“现查明”中认定的事实为：“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徐某申请加入西湖高级社时，将座落在梅城西门街8号的出租房屋作为生产资料入社，徐入社以来，该房屋一直由西湖合作社经租管理。1972年原建德县进行城镇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时，徐的房屋被纳入私房改造。1983年落实政策时，经建德县人民政府第000024落实城镇私有出租房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书批准，徐房出租房面积535?13平米，应纳入改造535?13平米，发给固定租金850?32元。同时，确定留给自住房280?75平方米。改造后，徐已领取全部固定租金。”据此，文件决定：“1997年1月对徐户的房产处理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政策上有误，应予纠正。重新处理如下：一、撤销029494号《房屋所有权证》；二、梅城镇西门街8号计建筑面积263?35平米房屋归西湖村集体所有；维持原建德县政府落字000024号批准书。”这份处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变化了，即没有认定徐的向政府赠房行为，而是认定其将房产也“作为生产资料入社”了。而认定的证据，是一些村干部的证言，而没有任何当初将房产入社的原始资料和登记档案。
徐某有继承权的子女向杭州市人民政府依法提出了行政复议。《复议决定书》的“本机关认为”中说：徐的263平方米出租房是作为生产资料入社的。徐称该房系赠给政府，后被西湖村占用，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因此，决定维持建德市人民政府的决定书。并按《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在复议决定书中告知：“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两种诉讼
徐的直系亲属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告建德市政府1998年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落实政策取回的合法房产权益。1998年10月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裁定“不予受理”。《裁定书》说：“本院认为，建德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徐某房产问题重新处理的决定》属行政机关作出落实私房政策，它所解决的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历史遗留问题。徐某等对此处理决定不服，应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徐某一家不服上诉，其上诉状认为：一审法院的理解是错误的。到1997年再次确权发到房产证，徐的落实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县政府的侵权行为即再次剥夺房产权的行为发生在1998年6月，完全是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时期。市政府的复议书已经指明了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权纠纷，是不妥的。但浙江省高级法院于12月裁定：维持一审不予受理的决定。
法院放弃对本案的司法审查权，依据的是一条司法解释。最高法院1992年《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2第三条说：“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这一司法解释，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将一些历史纠纷摒弃于法院大门之外，由行政机关去解决，完全放弃了对这一时段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权。
由于徐氏家人在1997年落实政策发到房产证后已经搬入居住，重新处理后徐的子女仍住在该房中。诉讼发生后社会上了解了真相，普遍同情徐家而认为政府行为不当，徐家按法院判决仍在申诉“找政府申请解决”，因此，当地政府在行政执行中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1999年4月，梅城镇西湖村向建德市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起诉，以行政确权为依据称徐氏家人侵占房产，要求判令搬出。5月建德法院审查后予以立案。徐家于公开开庭时当场提出反诉，要求法院首先确认房产权属，保护自己合法房地产权益。同时要求确认开庭前已经申请的追加其他有继承权的子女为必要共同诉讼第三人同时参加诉讼。合议庭当即休庭合议后，作出口头裁定，不受理反诉，也不同意追加第三人。徐的代理人当即要求复议，并提出要书面裁定，以向上级法院上诉。法院当即休庭，数天后作出书面《民事裁定书》送达反诉人，其“本院认为”说：“该房产产权纠纷是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反诉人可以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因此，对反诉“本院不予受理。”
徐的代理人即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出程序性上诉。上诉理由为：一、反诉是被告的法定权利，剥夺是违法的。《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出反诉。”在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所有司法解释中，都没有同此法律规定相对立的不受理反诉的特别规定。二、本反诉同本诉之间，系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一当事人之间的房产权属争议，完全符合反诉的条件。如果反诉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应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那么本诉也是同样性质，应该同样对待；三、原告的房产侵权之诉，基础是确权。这是无法回避的。没有确权也就无所谓侵权。没有一个侵权诉讼是可以不审理权利归属的。因此在本案中，确权是基础，侵权是派生。只有确定了房产的归属，才可能查明到底是谁在侵谁的权。四、行政确权如果是终局的，不可诉的，那么本案法院不应受理原告的起诉，应要求其请行政直接强制执行，连法院执行庭都不应该管。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只进行了程序审理，即裁定不受理徐的行政起诉，意味着法院完全放弃了司法审查的权利。现在民庭又受理了村委会的起诉，意味着法院对这一房产争议又恢复了司法审判权，行政决定已经是非终局的，那么徐理所当然地恢复了要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当然可以提出反诉。五、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反诉是否有理，只有在实体审理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判决支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只要是同一法律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同样的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形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反诉就必须受理。现在民庭光受理原告的侵权之诉，不受理被告的确权反诉，等于在已经确认房产权是村里的这一基础上进行审理。这种诉权保护的不平等，将直接导致实体判决的不公平，等于还没有审就判决被告输了。六、行政判决中都明确告知：“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这样，被告申请行政救济的权利总算还在。如果现在民庭受理以后作出侵权判决，那么司法权已经确认了行政决定的效力，被告连向行政机关申请重新解决的权利也将丧失，因为行政机关可以推说法院都判了，你们还申请什么?结果徐家要求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两个权利都将完全丧失。在诉权上就使实体权利全部输了。这是直接违背司法公正的原则的。七、从时间上看，1997年建德市政府已经落实政策完毕，将房产还给了徐家。1998年作出的决定把房产裁定给村里，是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的新的行政侵权行为。徐告到法院，法院以落实政策问题为名不管。1999年村委告到法院，法院就管了。这是自相矛盾又显失公平的。因为既然1998年的房产争议要行政终局裁决，1999年的争议行为也应由行政去解决，法院都不要管；如果要管1999年的行为，那么对1998年的行为也要管，也应该受理。因为早在1990年10月《行政诉讼法》就已实施了。要么都算落实政策行为，要么都不算，应该一视同仁。
几种观点
相对于本案，从行政诉讼到民事诉讼，尽管法院作出的裁定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却存在几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涉及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不管行政机关作出了多少次行政决定，甚至出而反尔“翻烧饼”，法院都可以一概不干预，即在这一领域完全放弃司法干预。不管是权利义务的确定(裁定)，还是权利义务的实现(执行)，都由行政机关去负责。而且不受次数、时间的限制。
一种观点认为，房产确权属于落实政策问题，应由政府机关负责。房产侵权属于现在发生的民事纠纷，可以由法院管辖审理。建德法院即持这种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房产确权是审理房产侵权的基础，不审确权就无法审侵权。把确权交给行政权，把侵权交给司法权，这种分裂在法理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司法权成了行政权的依附，势必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1997年的落实政策将房产再次发证给徐某一家，徐家从村委手中拿回房产并入住管理时，已经完成。1998年市政府再次作出处理决定，是发生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新的行政确权行为，应该不属于落实政策范围，而是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应该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受理。在民事反诉中，理所当然地要受理进行审理，由司法权来最终认定房产权属。就象公安交通事故赔偿决定，当事人一旦不服诉至法院，行政决定自然无效，可以由法院直接另行判决赔偿额。
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发【1992】38号《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等相关司法解释，将法律明确规定应当属于法院管辖的民事财产权益争议，通过司法解释推出不管，是不妥当的。这是政策治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权宜之计，在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在现在依法治国的环境下，这条司法解释应当废止。“落实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历史旧帐的一种灵活的方法，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实用性；但其标准不稳定，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人治色彩，程序上很不严密，没有双方抗辩，救济方式封闭而没有时效限制，已经不适应法制已经基本健全的当前的中国国情。今后应该按统一的法制标准来处理，对任何公民的任何合法权益，不管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在发生的，都要实行平等的司法保护，经过公正公开的司法审判后确定。行政权在民事权益领域不应再享有终裁权。
实证分析
在上述案例中，诉权受到了两方的挑战。行政权的程序性缺陷和依据政策的多变性缺陷，和司法权的立法性缺陷和执法阶段衰减，都有可能严重威胁诉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进而直接损害行政的公正性和司法的权威性。威廉.韦德说：“权利依赖救济。法律史上随着某种救济从一种判例推广适用于另一类判例，从救济制度中提取的法律规则比比皆是”。3本案实例证明，如不能保护完整的诉权，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行政权的公正和完整的司法权的公正。在司法实践中，诉权这种私权利，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这种公权利，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往往在发生对抗时，私权利先受损。其最终结果则是损害法制健全社会所要追求的自然公正的法治精义。
一、行政权司法权的分野对诉权的影响
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是人类国家制度发展的成功经验。两种权力的各司其职和互相制衡，使行政的效能得以实现，使社会公正得以保障。为了控制行政权的膨胀和滥用，法制史现状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干预；为了不损害行政权的独立性和效能，法制发展现状同样十分注意防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直接侵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诉权是依附于司法权的。没有司法审判，就没有诉；没有审判权，就没有诉权。在当前我国法制现状中，由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野而影响诉权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法律规定的行政终局行为，如专利复审和商标评审。这是由其专业性特征和时效需要决定的。国际上也多采用这一方式。同时，这两个委员会的组成和审理方式，已经具备了准司法程序，即有了双方抗辩权和合议裁决制。还有就是《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裁决终局行为。二是行政权的政策性规定被司法权接受，如落实政策行为和实践中很难诉的计划生育工作侵权。一般由司法权自己作出司法解释和文件性规定，将这一部分民事纠纷让权给行政权去最后决定。这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是在法制极不健全或法制被严重破坏的时候造成的，无法按现在的法律规定恢复原状，于是由行政权去灵活救济。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权想推卸这部分繁杂的不好处理的工作。三是基层综合治理措施中，片面强调“一般纠纷不出村、一般案件不出乡”的限制诉权行为。从正面来评价，这是为了严密社会治安网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始发阶段，稳定社会。但如果不注意诉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就会严重影响法律所要保护的私权，让行政权作最终裁判，法制社会的由法律和司法来裁断最后是非的重要原则，就会受到损害。
二、司法解释缺陷对诉权的影响
我国已经有了三部诉讼法。从法律制度上看，已经有了十分完备的保护诉权的制度。从法律效力的适用规则和立法权限上看，司法解释只能在立法权已经确定的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一些操作性的规定，或阐释法律本身中已有、但尚不明晰的具体内容。不能对已有法律进行变更性解释，如扩大解释和限制解释。但实际上，由于我国原先立法遵循的是“宜粗不宜细”的精神，以致司法解释承担了它本不应该承担的艰巨任务，否则有些法律根本无法操作。三部诉讼法是立得比较完备周详的法律，但同样有数倍于原法条的司法解释相配套才能真正实施。《刑事诉讼法》有最高法院的246条，最高检察院109条，后来又有六部委的48条。《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解释有320条；《行政诉讼法》解释有98条。个别事项的解释则更多了。最高法院1992年法发38号文件《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是一个法院内部的工作指导文件，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了房地产案由讼争房地产所在地法院民庭管辖，明确了同经济庭的分工；二是房地产行政确权和行政处罚，由行政庭审理，明确了行政庭的分工；三就是涉及本文案例的“房地产落实政策和历史遗留问题”“不受理或驳回”的规定，“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这个文件的前两点，都是法院权限范围内的分工，没有超出法律规定。但第三点则以内部通知的形式，处理了一个重大的诉权问题，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当时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不严密，没有专门的解释公告，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内部通知性质的文件在全国法院审判中对外适用的效力。全国法院实际上都照此执行。这一文件中的一小点规定，对大量的历史房地产纠纷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也同最高法院另一个司法解释“审理房产地案件一般以土改确权为准”产生了冲突。因为有的行政机关处理这一问题并不遵循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本文案例即是)，而最高法院规定司法权又不审查这类案件，因此，这一解释精神就无法得到最后的保障。司法解释实际上限制和收回了法律已经赋予公民的诉权。鉴于其有违法律原则和实践上出现的问题，这一《通知》实在有进行清理、终止执行或废止的必要。
三、法官理解力判断力对诉权的影响
针对本案，还有一个法官理解力的问题。即如何划定“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的民事权益纠纷”的界线。由于法院现在办案严重超负荷，许多法院在收案中即想减负，能推则推，执行最高法院解释往往不是从法律本义出发，而是从工作出发，一些本该受理的案件于是出现了“告状难”。本案中，建德县政府的一次确权行为、一次变更所有权行为，都发生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1997年和1998年。1997年的行政行为是授权性的，经过复查确认，把村里1956年以入社名义占据的、1972年以落实私房改造的名义占据的房产确权给了徐家，徐当然不会有意见，这时“落实政策”问题已经解决。1998年的行政行为是限权性的，把徐家已经获得房产证的房产再次剥夺。这时的侵权行为完全不是“历史遗留问题”，是现时发生的直接侵权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限定排除范围。因为原告诉的是1998年这次的剥夺权利行为，而不是针对1956年的合作社侵权行为。因此，不是“不符合”，而是完全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的。从诉权理论和民法侵权行为理论来说，其针对这一侵权要求法律救济，只能发生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而不可能在前。杭州市政府《复议决定书》给予向法院起诉权这一权利是对的，而法院剥夺其诉讼权利则是不妥当的。从《民事诉讼法》第2条“被告有权提起反诉”的法律规定看，法院对本案的反诉是必须受理的。如果理解为行政诉讼不行，民事反诉也不行，那么将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置于直接对抗《民事诉讼法》明确法条的地位，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我国现在还没有抽象行为违宪违法的审查机制，但在实践中必须主动防止。
政府是代表国家的，法院也是代表国家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既互相制约，又密切联系。而诉权，由于其所处的地位相对低得多，需要司法权的主动保护。通过这样一个小案例详细剖析，笔者期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单位：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
注释：
11956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3条、第16条。
21992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第38号)第三条。
3威廉·韦德(英)《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 王永东
非法同居，是指男女双方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种同居行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不受我国法律保护的。虽然这是非法的，但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仍大量存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法相关司法解释对这方面的规范很少，仅简单的称其为非法行为不予保护，它忽略了这种现象在我国存在的现实性和一定的合理性，尤其对弱者的权利保护乏力，立法者并未完全将其纳入法律轨道，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婚姻制度的缺陷。当今我国正准备出台新的民法典，婚姻法也将纳入其中，为此，本文拟谈谈对非法同居的认识，并对施以法律规范的必要性、法律规范应包含的相关内容作一简单探讨。
一、对非法同居的认识
本文探讨的非法同居，是指男女双方均未结婚，而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行为，它不包括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同居行为是我国法律所禁止和应予打击的，对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犯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多数老百姓认为非法同居也是结婚，他们认为只要男方把女方娶进家门就算结婚，至于是否到婚姻登记部门进行登记无所谓，在他们心中强调的是结婚的实质要件，所以一般很难接受非法同居的说法。而婚姻法是这样规定的：不登记结婚就是非法同居（1994年2月1日前产生的事实婚姻除外）。它更看重的是结婚的形式要件。按这种规定，只要男女双方领取结婚证，即使不进行结婚仪式，也算结婚。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很明显的认识上的冲突，哪怕男女双方什么都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惟独就缺登记这个形式要件，就属非法同居，“结婚”当事人基于婚姻关系而既有利益和可期待的利益都得不到了。因为一旦“离婚”，不会按离婚处理，只能按解除非法同居处理，结果是大不一样的，离婚就要按夫妻共有财产来分割财产，而非法同居就不享有夫妻财产分割的权利，一方死亡另一方还不能以配偶身份继承财产，而且他们的子女还都是非婚生子女，虽然法律地位上非婚生子女等同于婚生子女，但是现实中存在事实上的歧视。还有很多结果是迥然不同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样的事实，仅缺登记这个要件，结果就大不一样，这样对待非法同居者公平吗？
法律上对“非法同居”的称谓也带有一定的贬义性，笔者认为，鉴于非法同居与结婚往往仅缺进行登记这一形式要件，况且他们也象正常夫妻一样过夫妻生活，生儿育女，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准婚姻关系”。相应地把形成的“家庭”关系也称为准家庭关系，“家庭”暴力也称为准家庭暴力等等。这样的称谓在社会上容易被人接受，也为非法同居向结婚过渡指明了方向。
我国当今法律对非法同居的看法是：这是非法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对未办理登记的，劝其应当补办登记。非法同居关系要转变成婚姻关系的条件是补办结婚登记。从这些规定可知，我国对待非法同居现象是允许其补办登记手续的，这是对非法同居救济的一个重要措施。
二、对非法同居现象施以法律规范的必要性
非法同居现象大量存在，我国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同居现象的法律保护的规定甚少，不能很好的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更大限度的保护弱者的利益，面对这种状况，我国立法机关不能熟视无睹。
（一）非法同居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
近年来，不仅在农村有大量的非法同居现象，在大城市不办结婚登记而同居者也不断增加，他们觉得先“试婚”较好，合得来就登记，合不来就分开，省得一些登记上的麻烦。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在某方面说明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其出发点是为了满足对婚姻生活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体现了现代社会男女关系的多样化。即使法律认为这种行为违法，人们也还是甘愿冒违法之嫌，继续着这样的同居关系。这说明，任何社会现象只要不是反社会、反人民，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法律就没有办法取缔它、消灭它。①这样、那样的同居关系汇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非法同居现象。
（二）对非法同居现象施以必要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我国幅员辽阔，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多数，他们法律意识普遍不高，认为只要按当地风俗娶亲就算作结婚。如果一概否定非法同居，这是非常残忍的，是他们不易接受的，这不利于当今社会秩序的稳定。我们要面对非法同居现象的现实性，对其加以规范、引导，早日与结婚制度接轨，维护全社会的稳定。
（三）弱者总是需要法律保护的。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不仅保护合法的行为，惩治违法行为，而且在惩治违法行为的过程中也对违法者予以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这在刑事法律规范中可以看出。非法同居，仅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去登记，仅是一种相对较轻的违法行为，其尚不构成犯罪行为，我们也应该用法律去调整他们的行为，用法律去救助其中的弱者。如果法律不对非法同居这种现象加以规范，将无法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不能保护弱者的权利不受侵害，这体现不了法律对弱者的关怀。作为代表并保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的国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应该熟视无睹。陈杰人先生说得好：“法律不仅是保护善良人的法律，也是保护违法人的法律。……对于任何违法者或者具有不良记录的人而言，法律更应该保护其合法权益，因为他们的权益往往容易受到歧视，往往容易被公安机关忽略。”②而根据现今法律规定会得出不易让人接受的答案。比如《人民司法》研究组在答复一位读者的问题，男方起诉解除同居关系时女方已怀孕，法院如何处理？是这样答复的：由于双方是非法同居关系，其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即不受《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调整，所以法院可以继续审理。③而该条是这样规定的：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这时法律保护了弱者吗？因此，笔者认为应制定法律规范去救助其中的弱者，而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
（四）当今法律对非法同居施以保护的局限性，决定应予以完善。
现今的婚姻法对非法同居这四字未提及，仅在第八条中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它认可补办婚姻登记，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承认了事实婚姻的存在，也即要补办登记，在这种情况下非法同居关系可以转化成正常婚姻关系。针对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相应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从这个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对非法同居的处理是很宽容的，只要男女双方补办登记，就按夫妻离婚规定来处理。但笔者认为能这样做的微乎其微。试想，双方闹到了“离婚”的地步，还会打结婚证吗？这恐怕与制定这些规定的初衷不符，但我们可以看到，非法同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法律救济的，只是在操作上有所欠缺，未能尽如人意。
对非法同居者的法律保护的规定，除了上述二条外，当今人民法院审案的依据仍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这一司法解释，该解释是在1989年作出的，用其处理现在的非法同居案件是不太适应的，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
鉴于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难以操作性和滞后性，可以看出这些规定是很有局限性的，因此，对非法同居现象的法律保护应予以完善，使得有法可依，对推进我国法治文明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三、完善非法同居的法律救济的几点设想
非法同居是我国当今社会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两性关系，当男女双方产生纠纷的时候如何处理，现今法律对此的规定甚少，不利于矛盾的解决，不能更好地保护人的权利和利益，更难给弱者施以法律救济。为此，我们应面对现实地研究非法同居现象，并由立法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去规范这种法律关系，使它成为我国民法典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篇章。下面，笔者认为应在如下五个方面设立非法同居法律救济的法律规范。
（一）明确同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男女双方以夫妻的名义在一起共同生活，形成一种准婚姻关系，要维系这种关系，笔者认为至少应规定如下四点，只有对这些方面做出规定，才可稳妥地解决可能产生的纠纷。这四点为：一、双方不构成配偶关系，不随时间的延长而自然成为配偶关系，这是与结婚的本质区别。二是双方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这是双方能够走到一起的一种保证，也是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物质保障。三是双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应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专有的除外。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形成一种准婚姻关系，也可谓是一种合伙关系，按合伙的法律规定，合伙所得应为双方共同共有。当然，下列财产应属个人财产：一方同居前的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四是双方无继承关系。一方死亡后，不能继承遗产，只能按相互扶助关系处理，分得适当的遗产。对于抚恤金方面，鉴于其与死者有这种关系，也可适当得到一些抚恤金，以慰藉其伤痛。
（二）与子女的关系。
男女双方同居期间所生子女，应属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子女可以随男女双方的一方姓，同居双方均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三）救助措施。
虽然非法同居是违反我国婚姻法的一种行为，但届于它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性，我们对非法同居中的弱者也应予以救助：
第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及所在的单位的救助责任。上述单位对辖区内发生的非法同居中的暴力等行为，我们不妨称其为准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成员的行为，有义务进行劝阻和调解，不能以其属非法婚姻不受保护为由推诿责任。当事人也有权请求上述单位前来劝阻和调解。上述单位在调解过程中，还可指出非法同居的违法性，规劝男女双方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政法机关的救助责任。公安机关对待准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应当予以制止，并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人民法院对遗弃家庭成员的抚养、扶养、赡养案件要及时判决，并予以执行。构成犯罪的，受害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起公诉。
（四）明确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主管部门。
非法同居关系是否应通过法定程序解除，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无须通过法定程序解除，因为男女双方并没有办理法律所规定的登记手续，所以解除时也无须通过法定程序。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可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对于没有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除。其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法发[1994]6号）的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
笔者认为，凡形成了非法同居关系需要解除的，应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予以解除。大家知道，非法同居关系中其实有些是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只是男女双方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而已，就缺少这个形式要件，但它在群众中被看作是夫妻关系了，所以自行解除有失严肃性，而且随意性很大，并不能起到公示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法复[1994]10号）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从该规定可以看出非法同居在某一方面具有结婚的效力。而婚姻登记机关既没有给非法同居者“登记”，也无权作出判决（因为要解除），所以对非法同居案应由法院处理。
（五）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内容。
对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一方要求“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经查确属非法同居关系的，应一律判决予以解除，这仅解除了双方的身份关系。对于该类案件具体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中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能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不能充分保护弱者的利益，也并不能全面地解决因解除同居关系而面临的一些问题。为此，笔者认为应在这些若干意见的基础上应增加一些新的规定：
第一，建立损害赔偿制度。损害赔偿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它通过对无过错方权利的救济，维护准婚姻家庭的稳定，可使其健康地向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转化。这样，对强者而方，对其有个警戒作用，使其不能肆无忌惮，同时，相对受害人而言，通过损害赔偿制度的救济，使其不致于因非法同居关系的解除而一无所获，这也与我国民法中的公平原则相适应。
《婚姻法》对损害赔偿制度的请求权的行使，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无过错方才有权行使。《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其中的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不是所有的离婚都会发生损害赔偿的问题。作为准婚姻关系的非法同居而言，产生损害赔偿的条件更应严格。笔者认为，由于非法同居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同居者再去与他人结婚，或再与他人同居的，不应属产生损害赔偿的行为，因为他们本来的同居关系就是法律所不倡导和保护的。但对于实施准家庭暴力的和虐待、遗弃准家庭成员的，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里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应含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他们所遭受的损害与合法婚姻关系中的损害是一样的，而国家在人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人格权等方面的保护是一致的。
第二，赋予未抚养子女一方有探望权，其权利应与正常离婚中的探望权一致。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子女的抚养问题，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是人民法院处置这类纠纷的一个原则。子女确定由一方抚养后，另一方也必然享有探望权。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那么，非婚生子女当然享有被探望权。探望权的主体、范围、行使的方式、司法实践中探望权的保护等问题应与婚生子女的父或母所行使的探望权应是一样的，增设这一制度可弥补我国准婚姻制度中探望权的缺失，是我国准婚姻立法不断完善、进步的标志。
注：1、杨立新《确认准婚姻关系的必要性及其一般规则》，杨立新民法网。
2、陈杰人《“反对发放安全套”的伪道德》，《法律与生活》2003年1月上期。
3、《人民司法》2003年第3期，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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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权、行政权、司法权
——对一宗特殊反诉案的实证分析
陈有西
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其范畴属于私权利。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权利。在一般情况下，诉权只同司法权发生联系，产生冲突，同行政权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的冲突。但在特殊情况下，诉权和行政权也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如行政争议中的行政终局管辖的案件和民事争议中被司法解释排除法院管辖的特殊案件。有时候，诉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还互相纠缠在一起，直接影响到法院程序审查和实体权利判决，因此不但有理论探讨上的必要，同时具有实践指导上的意义。本文介绍的是一件十分罕见的涉及这三种权利的特殊的房产纠纷案，现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一些探讨。
案例背景
徐某解放前系旧政权县田粮处的职员。1951年土地改革时，建德县人民政府对徐家的地产和房产进行了确权登记。其中对徐家座落在梅城镇西门街南侧的房屋，颁发了4540、4541、4542号土地房屋所有证。确认这些房产为徐家的私产。由于阶级成份划分时徐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徐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改造的过程中次次受冲击。1956年，徐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果园、山地、坟地作为生产资料入社。同时，在参加革命的大女儿的动员下，为表示“靠拢政府”，在《申请书》中同时表示要将西门街的三楼三底共263?35平方米房屋，赠送给人民政府。原文说：“另外，我为了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将座落在西门街新建楼屋一座，计三间，左首一间约六尺宽的人行道例外，赠给政府，来摆脱剥削，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者。是否?特具申请赐予批复。此上西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请转呈人民政府。”但“西湖合作社”(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将他的地和山作入社处理后，没有将房产转报上级政府，擅自占为社里使用，因此政府一直没有批复同意接受捐赠，也没有办理房产转移手续。徐某一直持有土改所得的“房屋土地权证”。
按1956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令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三条和第十六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入社，坟地和房屋宅基地不必入社。房屋等生活资料则没有要求入社。1因此，徐某的房产是不可能作为生产资料入社的。
徐某迟迟等不来政府的接收房产的手续，村合作社则从1956年开始直接代收房租。徐不服，但碍于“四类分子”的身份，他不敢多言。1957年，他心有不甘地叫女婿向省报写信反映，信被转办到梅城镇公所。以后数年，徐被村里作为“反攻倒算”的典型。他和女婿一起连年被批斗。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社(生产队)将该房屋的六尺宽的人行道阻塞，徐一家出入都不便。1972年，徐的另外535?13平米房屋又被社会主义改造，发给了一次性“固定租金”，丧失了所有权。一直到文革结束，徐不敢喊冤，房产也便被社里一直占用。
八十年代初，党和政府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1983年，他写信给西湖村要求发还房产，村里不允。86年，徐长子以华侨身份从国外致信中央政府要求落实政策。徐本人直接上访和找各级政府不下百次。87年，县委统战部到梅城镇、西湖村、县公安局查档和调查，查明了全部情况，形成了处理意见文件，认为：“按华侨政策，将房子还给徐某。”但没有结果。1997年，徐的海外关系和顽强不息的上访起了作用。建德市政府根据侨办和市房地产管理处的《关于要求落实徐某房产政策的请示》，发出了“建政办(97)4号”文件《关于落实侨眷徐某房产政策协调会议纪要》。纪要决定：一、徐的房产，应按中办国办44号《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87]7号《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中央《关于处理党团员及其他社会人士捐献财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精神，抓紧落实。二、1951年三份房产证记载的产权，仍归徐仲寅所有。三、西湖村委会已经收取的历年租金，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不退还给徐，1997年1月1日起，使用权由徐收回。四、做好双方说服工作平稳解决。1997年3月4日，建德市房产处给徐仲寅重新颁发了029494号房产证，将全部房产再次确权为徐的私产。
西湖村的干部对此不服，一再向市里反映，市里又开始复查这一问题。1998年5月6日，建德市政府信访办、法制办、统战部等有关人士找徐某一家谈话。告诉徐原先的处理决定要撤销，房子他当年已经入社，必须归村里集体所有。5月30日，92岁的徐某并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去世。6月22日，建德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出建政法131号《关于对徐某房产问题重新处理的决定》，撤销了市府办公室的[97]4号文，其“现查明”中认定的事实为：“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徐某申请加入西湖高级社时，将座落在梅城西门街8号的出租房屋作为生产资料入社，徐入社以来，该房屋一直由西湖合作社经租管理。1972年原建德县进行城镇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时，徐的房屋被纳入私房改造。1983年落实政策时，经建德县人民政府第000024落实城镇私有出租房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书批准，徐房出租房面积535?13平米，应纳入改造535?13平米，发给固定租金850?32元。同时，确定留给自住房280?75平方米。改造后，徐已领取全部固定租金。”据此，文件决定：“1997年1月对徐户的房产处理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政策上有误，应予纠正。重新处理如下：一、撤销029494号《房屋所有权证》；二、梅城镇西门街8号计建筑面积263?35平米房屋归西湖村集体所有；维持原建德县政府落字000024号批准书。”这份处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变化了，即没有认定徐的向政府赠房行为，而是认定其将房产也“作为生产资料入社”了。而认定的证据，是一些村干部的证言，而没有任何当初将房产入社的原始资料和登记档案。
徐某有继承权的子女向杭州市人民政府依法提出了行政复议。《复议决定书》的“本机关认为”中说：徐的263平方米出租房是作为生产资料入社的。徐称该房系赠给政府，后被西湖村占用，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因此，决定维持建德市人民政府的决定书。并按《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在复议决定书中告知：“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两种诉讼
徐的直系亲属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告建德市政府1998年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落实政策取回的合法房产权益。1998年10月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裁定“不予受理”。《裁定书》说：“本院认为，建德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徐某房产问题重新处理的决定》属行政机关作出落实私房政策，它所解决的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历史遗留问题。徐某等对此处理决定不服，应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徐某一家不服上诉，其上诉状认为：一审法院的理解是错误的。到1997年再次确权发到房产证，徐的落实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县政府的侵权行为即再次剥夺房产权的行为发生在1998年6月，完全是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时期。市政府的复议书已经指明了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权纠纷，是不妥的。但浙江省高级法院于12月裁定：维持一审不予受理的决定。
法院放弃对本案的司法审查权，依据的是一条司法解释。最高法院1992年《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2第三条说：“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有关起诉条件的属于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这一司法解释，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将一些历史纠纷摒弃于法院大门之外，由行政机关去解决，完全放弃了对这一时段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权。
由于徐氏家人在1997年落实政策发到房产证后已经搬入居住，重新处理后徐的子女仍住在该房中。诉讼发生后社会上了解了真相，普遍同情徐家而认为政府行为不当，徐家按法院判决仍在申诉“找政府申请解决”，因此，当地政府在行政执行中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1999年4月，梅城镇西湖村向建德市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起诉，以行政确权为依据称徐氏家人侵占房产，要求判令搬出。5月建德法院审查后予以立案。徐家于公开开庭时当场提出反诉，要求法院首先确认房产权属，保护自己合法房地产权益。同时要求确认开庭前已经申请的追加其他有继承权的子女为必要共同诉讼第三人同时参加诉讼。合议庭当即休庭合议后，作出口头裁定，不受理反诉，也不同意追加第三人。徐的代理人当即要求复议，并提出要书面裁定，以向上级法院上诉。法院当即休庭，数天后作出书面《民事裁定书》送达反诉人，其“本院认为”说：“该房产产权纠纷是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性质的房地产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反诉人可以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因此，对反诉“本院不予受理。”
徐的代理人即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出程序性上诉。上诉理由为：一、反诉是被告的法定权利，剥夺是违法的。《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出反诉。”在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所有司法解释中，都没有同此法律规定相对立的不受理反诉的特别规定。二、本反诉同本诉之间，系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同一当事人之间的房产权属争议，完全符合反诉的条件。如果反诉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应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那么本诉也是同样性质，应该同样对待；三、原告的房产侵权之诉，基础是确权。这是无法回避的。没有确权也就无所谓侵权。没有一个侵权诉讼是可以不审理权利归属的。因此在本案中，确权是基础，侵权是派生。只有确定了房产的归属，才可能查明到底是谁在侵谁的权。四、行政确权如果是终局的，不可诉的，那么本案法院不应受理原告的起诉，应要求其请行政直接强制执行，连法院执行庭都不应该管。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只进行了程序审理，即裁定不受理徐的行政起诉，意味着法院完全放弃了司法审查的权利。现在民庭又受理了村委会的起诉，意味着法院对这一房产争议又恢复了司法审判权，行政决定已经是非终局的，那么徐理所当然地恢复了要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当然可以提出反诉。五、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反诉是否有理，只有在实体审理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判决支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只要是同一法律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同样的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形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反诉就必须受理。现在民庭光受理原告的侵权之诉，不受理被告的确权反诉，等于在已经确认房产权是村里的这一基础上进行审理。这种诉权保护的不平等，将直接导致实体判决的不公平，等于还没有审就判决被告输了。六、行政判决中都明确告知：“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解决。”这样，被告申请行政救济的权利总算还在。如果现在民庭受理以后作出侵权判决，那么司法权已经确认了行政决定的效力，被告连向行政机关申请重新解决的权利也将丧失，因为行政机关可以推说法院都判了，你们还申请什么?结果徐家要求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两个权利都将完全丧失。在诉权上就使实体权利全部输了。这是直接违背司法公正的原则的。七、从时间上看，1997年建德市政府已经落实政策完毕，将房产还给了徐家。1998年作出的决定把房产裁定给村里，是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的新的行政侵权行为。徐告到法院，法院以落实政策问题为名不管。1999年村委告到法院，法院就管了。这是自相矛盾又显失公平的。因为既然1998年的房产争议要行政终局裁决，1999年的争议行为也应由行政去解决，法院都不要管；如果要管1999年的行为，那么对1998年的行为也要管，也应该受理。因为早在1990年10月《行政诉讼法》就已实施了。要么都算落实政策行为，要么都不算，应该一视同仁。
几种观点
相对于本案，从行政诉讼到民事诉讼，尽管法院作出的裁定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却存在几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涉及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问题，不管行政机关作出了多少次行政决定，甚至出而反尔“翻烧饼”，法院都可以一概不干预，即在这一领域完全放弃司法干预。不管是权利义务的确定(裁定)，还是权利义务的实现(执行)，都由行政机关去负责。而且不受次数、时间的限制。
一种观点认为，房产确权属于落实政策问题，应由政府机关负责。房产侵权属于现在发生的民事纠纷，可以由法院管辖审理。建德法院即持这种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房产确权是审理房产侵权的基础，不审确权就无法审侵权。把确权交给行政权，把侵权交给司法权，这种分裂在法理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司法权成了行政权的依附，势必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1997年的落实政策将房产再次发证给徐某一家，徐家从村委手中拿回房产并入住管理时，已经完成。1998年市政府再次作出处理决定，是发生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新的行政确权行为，应该不属于落实政策范围，而是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应该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受理。在民事反诉中，理所当然地要受理进行审理，由司法权来最终认定房产权属。就象公安交通事故赔偿决定，当事人一旦不服诉至法院，行政决定自然无效，可以由法院直接另行判决赔偿额。
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发【1992】38号《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等相关司法解释，将法律明确规定应当属于法院管辖的民事财产权益争议，通过司法解释推出不管，是不妥当的。这是政策治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权宜之计，在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在现在依法治国的环境下，这条司法解释应当废止。“落实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历史旧帐的一种灵活的方法，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实用性；但其标准不稳定，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人治色彩，程序上很不严密，没有双方抗辩，救济方式封闭而没有时效限制，已经不适应法制已经基本健全的当前的中国国情。今后应该按统一的法制标准来处理，对任何公民的任何合法权益，不管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在发生的，都要实行平等的司法保护，经过公正公开的司法审判后确定。行政权在民事权益领域不应再享有终裁权。
实证分析
在上述案例中，诉权受到了两方的挑战。行政权的程序性缺陷和依据政策的多变性缺陷，和司法权的立法性缺陷和执法阶段衰减，都有可能严重威胁诉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进而直接损害行政的公正性和司法的权威性。威廉.韦德说：“权利依赖救济。法律史上随着某种救济从一种判例推广适用于另一类判例，从救济制度中提取的法律规则比比皆是”。3本案实例证明，如不能保护完整的诉权，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行政权的公正和完整的司法权的公正。在司法实践中，诉权这种私权利，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这种公权利，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往往在发生对抗时，私权利先受损。其最终结果则是损害法制健全社会所要追求的自然公正的法治精义。
一、行政权司法权的分野对诉权的影响
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是人类国家制度发展的成功经验。两种权力的各司其职和互相制衡，使行政的效能得以实现，使社会公正得以保障。为了控制行政权的膨胀和滥用，法制史现状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干预；为了不损害行政权的独立性和效能，法制发展现状同样十分注意防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直接侵越。《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诉权是依附于司法权的。没有司法审判，就没有诉；没有审判权，就没有诉权。在当前我国法制现状中，由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野而影响诉权的，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法律规定的行政终局行为，如专利复审和商标评审。这是由其专业性特征和时效需要决定的。国际上也多采用这一方式。同时，这两个委员会的组成和审理方式，已经具备了准司法程序，即有了双方抗辩权和合议裁决制。还有就是《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裁决终局行为。二是行政权的政策性规定被司法权接受，如落实政策行为和实践中很难诉的计划生育工作侵权。一般由司法权自己作出司法解释和文件性规定，将这一部分民事纠纷让权给行政权去最后决定。这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是在法制极不健全或法制被严重破坏的时候造成的，无法按现在的法律规定恢复原状，于是由行政权去灵活救济。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权想推卸这部分繁杂的不好处理的工作。三是基层综合治理措施中，片面强调“一般纠纷不出村、一般案件不出乡”的限制诉权行为。从正面来评价，这是为了严密社会治安网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始发阶段，稳定社会。但如果不注意诉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就会严重影响法律所要保护的私权，让行政权作最终裁判，法制社会的由法律和司法来裁断最后是非的重要原则，就会受到损害。
二、司法解释缺陷对诉权的影响
我国已经有了三部诉讼法。从法律制度上看，已经有了十分完备的保护诉权的制度。从法律效力的适用规则和立法权限上看，司法解释只能在立法权已经确定的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一些操作性的规定，或阐释法律本身中已有、但尚不明晰的具体内容。不能对已有法律进行变更性解释，如扩大解释和限制解释。但实际上，由于我国原先立法遵循的是“宜粗不宜细”的精神，以致司法解释承担了它本不应该承担的艰巨任务，否则有些法律根本无法操作。三部诉讼法是立得比较完备周详的法律，但同样有数倍于原法条的司法解释相配套才能真正实施。《刑事诉讼法》有最高法院的246条，最高检察院109条，后来又有六部委的48条。《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解释有320条；《行政诉讼法》解释有98条。个别事项的解释则更多了。最高法院1992年法发38号文件《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是一个法院内部的工作指导文件，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了房地产案由讼争房地产所在地法院民庭管辖，明确了同经济庭的分工；二是房地产行政确权和行政处罚，由行政庭审理，明确了行政庭的分工；三就是涉及本文案例的“房地产落实政策和历史遗留问题”“不受理或驳回”的规定，“可告知其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决”。这个文件的前两点，都是法院权限范围内的分工，没有超出法律规定。但第三点则以内部通知的形式，处理了一个重大的诉权问题，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当时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不严密，没有专门的解释公告，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内部通知性质的文件在全国法院审判中对外适用的效力。全国法院实际上都照此执行。这一文件中的一小点规定，对大量的历史房地产纠纷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也同最高法院另一个司法解释“审理房产地案件一般以土改确权为准”产生了冲突。因为有的行政机关处理这一问题并不遵循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本文案例即是)，而最高法院规定司法权又不审查这类案件，因此，这一解释精神就无法得到最后的保障。司法解释实际上限制和收回了法律已经赋予公民的诉权。鉴于其有违法律原则和实践上出现的问题，这一《通知》实在有进行清理、终止执行或废止的必要。
三、法官理解力判断力对诉权的影响
针对本案，还有一个法官理解力的问题。即如何划定“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的民事权益纠纷”的界线。由于法院现在办案严重超负荷，许多法院在收案中即想减负，能推则推，执行最高法院解释往往不是从法律本义出发，而是从工作出发，一些本该受理的案件于是出现了“告状难”。本案中，建德县政府的一次确权行为、一次变更所有权行为，都发生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1997年和1998年。1997年的行政行为是授权性的，经过复查确认，把村里1956年以入社名义占据的、1972年以落实私房改造的名义占据的房产确权给了徐家，徐当然不会有意见，这时“落实政策”问题已经解决。1998年的行政行为是限权性的，把徐家已经获得房产证的房产再次剥夺。这时的侵权行为完全不是“历史遗留问题”，是现时发生的直接侵权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限定排除范围。因为原告诉的是1998年这次的剥夺权利行为，而不是针对1956年的合作社侵权行为。因此，不是“不符合”，而是完全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的。从诉权理论和民法侵权行为理论来说，其针对这一侵权要求法律救济，只能发生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而不可能在前。杭州市政府《复议决定书》给予向法院起诉权这一权利是对的，而法院剥夺其诉讼权利则是不妥当的。从《民事诉讼法》第2条“被告有权提起反诉”的法律规定看，法院对本案的反诉是必须受理的。如果理解为行政诉讼不行，民事反诉也不行，那么将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置于直接对抗《民事诉讼法》明确法条的地位，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有害的。我国现在还没有抽象行为违宪违法的审查机制，但在实践中必须主动防止。
政府是代表国家的，法院也是代表国家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既互相制约，又密切联系。而诉权，由于其所处的地位相对低得多，需要司法权的主动保护。通过这样一个小案例详细剖析，笔者期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单位：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
注释：
11956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3条、第16条。
21992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第38号)第三条。
3威廉·韦德(英)《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