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财政部关于改进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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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财政部关于改进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通知
劳动部、财政部关于改进完善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通知
1996年12月12日，劳动部、财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财政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了进一步深化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加强工资总量宏观管理和调控，现对改进和完善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通知如下：
一、凡是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都要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不具备挂钩条件的，实行工资总额包干或工资计划控制办法。无论实行何种办法，都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
二、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要求确定。一般以实现利润、实现税利、上缴税利等指标为主。少数行业、企业可结合本行业、企业特点，继续实行复合指标挂钩办法。
三、继续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作为所有挂钩企业提取新增效益工资的否定指标。未完成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财政部门核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的，不得提取新增效益工资。
以上缴税利以外的指标作为挂钩经济效益指标的企业，要把实际上缴税利作为必保指标，达不到指标要求的，不得提取新增效益工资。
四、建筑施工企业，要逐步由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改为工资总额与建筑施工产值和实现利润（税）复合指标挂钩的办法。
外经贸企业实行的出口收汇美元工资含量办法，要根据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增长的原则，加以改进完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五、对企业发展多种经济安置富余人员而减少职工的，要按减少的人数乘以上年度企业平均实发工资水平的50％－70％核减工资总额基数。
六、为了有效地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对挂钩的经济效益指标增长过快的，在计提效益工资时要做适当限制。
七、挂钩企业的所有增资，均由效益工资列支。所有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除劳动、财政部门核定的工资总额以外，不得再以其他形式在成本中列支任何工资性项目。
八、要坚决贯彻既挂上，也挂下的原则。对经济效益下滑的挂钩企业，其工资原则上按挂钩办法同比例下浮，但生产正常的企业，应保证其当年应提工资总额加结存的工资储备金足以支付给职工不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九、对违反劳动、财政部门规定超提超发新增效益工资的，按劳动部、财政部、审计署《关于颁发＜国有企业工资内外收入监督检查实施办法＞的通知》（劳部发〔1995〕218号）处理，并于下年度相应扣回。
十、逐步实行先审计、后清算的原则。为了加强对工效挂钩的管理和保证各项数字的真实性、可靠性，要在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企业工资和经济效益审计的基础上，进行年度企业挂钩清算工作。
十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财政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和特点，认真做好本地区企业工效挂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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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玉林 扬州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公司法/裁判法源/公司章程/类型化
内容提要: 公司章程作为裁判的法源，在公司法上已经得到确认。与1993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化了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在理论上，关于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蕴含的法理存在契约说和自治规范说两种基本观点，但这两种观点都难以全面解释公司章程的真实本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何以成为裁判的法源，同样存在争议。从公司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法理来讲，公司章程内容可分为合同、自治规范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这种类型化的分析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法的依据找到了正当化的理由。
作为法典化的法律文本，公司法沿袭了民法设总则的立法体例，将一般性规则或抽象的原则前置，使公司法的体系“可以像几何图形一样的由上往下演绎出所需的规范”。[1]这种疑似德国古老的潘德克顿体系的总则，深受立法者和学者的共同青睐，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阐释立法目的、法学基本理论及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并担当起统摄整个规范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因此，总则部分的规范总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每个法条承载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公司法的总则也是如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1993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的总则增加了4个条文，而这增加的部分几乎都与公司章程有关。[2]这凸现了公司章程在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当“公司自治”被确立为2005年公司法修订的主题时，公司章程就注定要承担起这一新的立法使命。而这样的结果，最直接的就是导致了公司法规范结构的改变，公司章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体系存在于公司法的规范中。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公司法》总则中有关公司章程的规范演绎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公司章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违反公司章程会导致法律上否定性的评价。这就意味着《公司法》总则宣示了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这样一个事实。《公司法》总则的这种宣示，在整个公司法的规范体系中不断地显现，验证了公司章程所具有的实践性格。从这个意义说上，公司章程已大大超出了一般法律文件的意义，具有丰富的法学内涵。公司章程如何作为裁判的法源，无疑成了公司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公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一、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立法表达
（一）2005年《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的修订
1993年《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则将其修改为“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从“依照本法”到“依法”，虽然寥寥两字之差，但却是立法者对待公司章程态度上所发生的质的变化。1993年《公司法》对如何记载公司章程事项大都有明确的规定，且强行法色彩浓厚，实践中的公司章程基本上是从公司法中剥离出来的，最多做几项“填空”而已。只在个别情形下，允许公司章程对法律的规定予以细化或补充。例如，“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等等。公司法并没有给公司自由地制定公司章程留下多少空间，导致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公司却有着整齐划一的公司章程的现象。可见，1993年《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法律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在该法唯一的一项有关股东救济的条款中，[3]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被立法者忽视了，这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公司章程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皆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通过对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梳理，不难发现，与1993年《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规范的数量、性质和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若不计援引适用的重复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1993年《公司法》共有45个条文涉及公司章程，而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涉及公司章程的规范猛增至64条，其中删除2条、[4]拆分1条、[5]修改4条、[6]新增22条，新增或修正的绝大部分内容体现在进一步尊重公司章程的法律地位、彰显公司章程的司法化理念等方面。尤其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引入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范，从而一改1993年《公司法》仅允许公司章程在个别内容上对法律予以细化或补充的立场，转而允许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这样的规范在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上一共有6处，[7]除了股权继承为新增条款外，其余条款都是在1993年《公司法》的基础上修订而来的。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以“但书”的立法技术，将原本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转变为任意性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公司法的这些规范仅仅具有填补公司章程空白的功能。这一变革使公司章程真正得以成为国家法律规范中的次级法律规范，并成为裁判的法源。
（二）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实质意义上将公司章程作为裁判依据的共有11项规定。[8]在这11项规定中，仅有前3项沿袭了1993年《公司法》的旧制，后8项均为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新增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正式出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基本上也印证了《公司法》的这一变化。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由多达22种，比2000年颁布实施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多了7种。[9]其中，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在这些案由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以当事人讼争的法律关系为基础，将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分别表述为“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将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的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皆纳入到“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表面上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并没有改变，似乎只是民事案由体系编排方法上的一种变化，其实不然。这种编排方法不纯粹是编纂的技术，也反映了司法者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7月1日《公司法》实施到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典型案例共400件左右，其中涉及公司、证券的案件10余件，主要包括股权转让、股票确权、公司收购、股份回购等方面的纠纷。在这10余件案件中，法院只在极个别案件的判决文书中依照《公司法》阐述了判决理由，绝大多数案件法院仍然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作出裁判的。虽然这些典型案例对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而言，或许算不上十分“典型”，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93年《公司法》的司法化程度是相当低的。因此，司法实践中将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根据不同情形分别视为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统揽这类讼争，折射出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实践品格。这些纠纷无需像以往那样借助于《民法通则》或《合同法》作出裁判，因为《公司法》为裁判依据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因此，从适用法的角度讲，可以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解释为“与公司法有关的纠纷”。
二、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法理基础之检讨
（一）学说争论
《公司法》虽然有总则的规定，但却无裁判法源之规范，这样当法官裁判案件时可能面临“找法”的难题。事实上，公司章程能否成为裁判法源，或者其作为裁判法源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在理论上是有不同看法的。长期以来，在判例和学说中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在公司与股东之间产生“法定契约”的效力。这是英美法中比较盛行的观点，大陆法系国家也有部分学者持此种观点。该观点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10]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14小节基本上是这种观点成文化的结果。[11]修订后的英国《2006年公司法》虽然对公司章程作出了部分改革，但仍然坚持认为其“是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相互之间的法定契约”。[12]之所以称之为“法定契约”，是因为它不同于“普通契约”的地方在于，公司章程的修改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权数的3/4多数同意，而“普通契约”条款的变更只要经过当事人的一致同意。“普通契约”的有些规则不适用于公司章程，如公司章程不能因为错误的意思表示、普通法上的错误、不当影响或者强迫而撤销；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即使不能代表股东的真实意思，法院也无权修改；法院也不能从外部情形推断默示条款来补充公司章程等。[1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范。其立论的基础在于，“章程不仅对成立当初与公司有关系的人，而且对于因受让股份而成为新的股东，以及成立后选任的董事、监事也具有约束力。这是由于章程具有自治法的性质”。[14]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
应当说，遵循既有的契约理论来阐释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是有深厚的法制史背景的。追溯公司法制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公司法原理最初是从合伙法的规则中脱胎而来的。由于合伙人之间为契约关系，因此，契约法是合伙的规范模式，是公司法的根源。[15]只不过，在公司法的发展过程中，合伙法的规则和契约理论对解释公司法律关系问题逐渐显现出它的局限性，所以在适用民法中有关契约的规定时，“要斟酌民法上关于契约的每一条文所具有的意思之后再决定是否在章程上类推适用”。[16]也正是因为如此，反对契约说的人认为，如果大幅度承认对一般契约的例外，那么公司章程的性质就很难视为契约，而且也没有视为契约的实际意义。[17]
（二）对现有观点的反思
用“法定契约说”或“自治规范说”来解释公司章程所蕴含的法理基础，其背后实质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法定契约说”着眼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公司章程使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等之间存在法定契约关系，这意味着公司章程条款的制定是由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等相互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自治规范说”强调的是公司的“自主立法”，[18]站在公司的立场，认为公司制定的章程对包括公司在内的相关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两种学说的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为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意思表示，后者则为社团的意思表示。析言之，其差别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对“法定契约说”而言，制订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对“自治规范说”而言，制订或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则是公司本身。（2）在“法定契约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具体条款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合意的结果；而在“自治规范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内容是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股东大会决议的结果。可见，两种学说虽然都承认公司章程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但对据以作出裁判的法理基础则大相径庭，从中表达了在判决理由上的不同逻辑。
事实上，“法定契约说”主张在适用契约法规则时应作调整和变更，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裁判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但是，在什么情形下应遵守契约法的一般原理和规则，在哪些情形下不适用这些原理和规则，“法定契约说”似乎未能给出清晰的答案。这就容易导致裁判思路的紊乱，从而造成相同案情不同裁判结果的司法窘境。同样，当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公司法时，依“自治规范说”不加区别地承认“资本多数决”原则，必然引发对公司章程正当性的疑问。迄今为止，两种学说的奉行者仍然相互杯葛，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公司法理学中待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定契约说”还是“自治规范说”，都无法全面揭示公司章程的真实本质。当我们站在某一学说的立场来审视、评判另一种学说的不足与弊端时，会惊奇地发现，两种学说在思维上所犯的其实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公司章程似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件。这种思维错误十分类似于“私法的公法化”这样一种表述。当民法是私法成为学界的共识时，无意间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私法就是民法，于是，当民法出现公法色彩的规范时，被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一个结论，即私法的公法化。显然，这是逻辑思维上的一个错误。因为，如果把民法规范理解为包含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的话，是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关于公司章程的两种学说，在思维上也正是犯了这样一个类似的错误。如果把公司章程内容分解的话，恐怕结论就不言自明了。因此，“法定契约说”也好，“自治规范说”也罢，针对的只能是公司章程中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整个公司章程。
三、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司法实践
（一）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经验性考察
公司章程要真正成为裁判的法源，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公司章程的内容必须是有效的。在司法的过程中，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的行为应归为无效，否则强制或禁止的法意无由贯彻，这一点已成为司法上基本的观念。从反面解释，未与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相冲突的行为就是有效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经验性的解释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得到了印证；但在特殊情况下，违背强制性规范的行为“亦有仅一部为无效或仅为得撤销或加以别种制裁者，稀有不完全之规定，其违反亦无制裁者”。[19]尤其是在强制性规范未具明文化的情形下，如何认定公司章程的效力就值得认真研究了。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因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引发的纠纷不少。其中，多数争议源于对公司法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不同所致。公司法在导入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时，未能充分注意到适用公司章程的法理基础，从而出现法律漏洞，以至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徒增争议。例如，2007年周岩诉江苏省大丰市丰鹿建材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20]被告以原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之后召开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或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虽然原告对此投了反对票，但被告仍依照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规定转让了原告的股权，遂引发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一审法官认为，根据公司法“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被告修改公司章程的程序合法，其修改的内容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应为有效。二审法官则认为，股东权的自由转让是股东固有的一项权利，股东权一经设立，除非经合法转让，或由国家强制力予以剥夺，或公司经清算程序予以分配，否则不能被变动。因此，股东权的自由转让原则应理解为强行性法律规范中的效力规定，凡违反该原则，限制股东权自由转让的公司章程条款应归于无效。需要注意的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其对此类问题所作的规定是：“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退休、解聘、调动等原因离开公司时应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但未规定具体受让人，且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的，股东会确定的股东有权受让该股权”。[21]《意见（试行）》显然与一审法院的主张是一致的。事实上，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例如，在2006年滕芝青诉江苏省常熟市健发医药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中，[22]法院也认定公司章程修正案所规定的“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的条款无效。可见，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对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缺乏全体认同的法学思维方法和适用法律的解释方法，这一现象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司法难以统一，公司法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23]
（二）对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分析
基于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所带来的变化，公司章程在司法化的过程中，其作用机理难以单纯用“法定契约说”或“自治规范说”来加以阐释，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章程内容作类型化的分析，以便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的法律依据找到正当化的理由。从公司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法理来讲，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3类，即合同、自治规范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下面分述之。
1.作为合同的公司章程。将公司章程赋予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相互之间合同效力的公司法规范，在公司法上主要体现在股东的出资责任上。这包括：（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2）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3）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等等。[24]立法上“违约责任”、“连带责任”的用语，表明了公司章程有关股东出资的规定，在性质上属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
2.作为自治规范的公司章程。这部分内容主要有：（1）公司的内部事务管理，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或其他解散公司的事由；（2）公司机关的权限以及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3）董事的任期、执行董事的职权、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4）监事会中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的比例；（5）公司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本公司股份的特别规定，以及董事、经理与公司之间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规定等。其中，关于经理的职权、公司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规定，在1993年《公司法》上为强制性规范，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则转变为任意性规范，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法规定予以补充或者排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渝办发〔2008〕130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制订的《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已经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第一季度例会讨论通过，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五月四日
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重庆市消防条例》、《重庆市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5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十一五”期间消防工作的意见》（渝府发〔2006〕59号）、《重庆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意见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06〕14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防委会）。各区县（自治县）、开发区防委会及行业、系统和乡镇、街道防委会根据实际，参照本规则制定相应的工作规则。
第三条 组织实施
本规则由市防委会办事机构市防委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第二章 市防委会组成及调整办法
第四条 市防委会组成
一、市防委会设主任1名，由市政府分管消防工作的副市长担任；设副主任若干，由市政府分管消防工作的副秘书长或办公厅副主任以及重庆警备区、市综治办、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安监局、市政府督查室、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等部门主要领导担任；成员由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劳动保障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市政委、市交委、市商委、市文化广电局、市卫生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旅游局、市农业局、市中小企业局、市人防办、市总工会、市妇联、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的分管领导担任，成员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调整。
二、市防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办公室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办公室主任由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主管防火工作的副总队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部部长担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由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组成，专职人员在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内部选定，兼职工作人员由各成员单位联络员担任。
第五条 市防委会成员单位及成员调整
一、市防委会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5年。成员单位、成员和联络员要保持相对稳定。
二、因成员单位机构调整或职能变更，或因工作需要增加、减少成员单位时，由市防委会办公室提出意见，经市防委会主任审批后，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行文调整。
三、因人事变动或分工调整，需变更市防委会成员时，由成员单位及时提出继任者名单书面报市防委会备案，经市防委会主任同意后，适时以市防委会名义行文调整。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市防委会工作职责
市防委会是市政府非常设的议事协调机构，在市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全市消防工作。
一、执行国家、本市有关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贯彻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公安部关于消防安全工作的指示、规定。
二、研究审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措施和消防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消防队站、消防水源、消防通信等消防基础设施，消防装备、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社会化消防宣传以及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等重大问题。
三、定期分析、研究、解决消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研究部署消防工作，督促全市各级政府、行业、系统和社会单位贯彻消防法规，整改火灾隐患，总结、推广消防工作先进经验。
四、在重要节日、重要活动、重要季节、专项治理等全市性重要消防工作期间，对各区县（自治县）、各行业、各单位的消防工作落实情况组织开展督查。
五、组织检查、考核和表彰，指导、考核下一级防委会以及行业、系统防委会工作，每年组织对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消防工作责任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对消防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地区、先进集体和个人提出表彰奖励意见，经市防委会全体会议研究同意后，报市政府审批。
第七条 市防委会办公室工作职责
一、及时向市防委会报告上级有关消防工作的规定、指示和要求，并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意见和实施办法。
二、全面掌握消防工作动态，定期分析火灾形势和消防工作形势，及时向市防委会汇报消防工作情况，提出建议、当好参谋。
三、针对涉及全局性消防工作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工作建议和解决办法，协调实施。
四、制定年度消防工作意见和对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行业、系统消防工作年度考核标准和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五、负责市防委会成员带队调研、检查、督查等服务工作。
六、负责市防委会会议筹备、文件起草、印发和档案管理等日常工作。
第八条 市防委会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见附表。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九条 例会制度
一、市防委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市防委会全体成员参加。根据工作需要，经市防委会主任批准，可随时决定召开和扩大参会人员范围。每次会议要主题明确、内容具体。
二、例会在报请市防委会批准同意后，由市防委会办公室组织。会议议定事项以《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会议纪要》的形式公布，由市防委会办公室负责整理、起草。
三、市防委会成员本人遇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应提前向市防委会办公室请假，同时委托本单位一名负责同志参加。
第十条 公文办理制度
市防委会及办公室可对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区县（自治县）防委会行文。以市防委会名义发文，由市防委会主任或被授权的副主任签发；以市防委会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市防委会办公室主任或被授权的副主任签发。
第十一条 工作调研制度
一、每年组织市防委会成员参加一次工作调研，调研题目可由市防委会成员提出，也可以由市防委会办公室提出，经市防委会讨论通过后印发各成员单位。
二、市防委会成员单位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系统实际，按照分配的或自选的调研题目，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并按照规定时限上报调研报告。
三、市防委会工作调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进行，根据调研内容组织相关成员赴市外、国外考察或请有关专家讲座授课。各成员单位也可结合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
四、市防委会办公室负责调研报告的收集，对优秀调研报告可刊发简报或印制成册下发各成员单位或区县（自治县）防委会。
第十二条 联络员工作制度
一、市防委会成员单位要确定一名联络员，参与防委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联络员姓名、职务、联系电话等基本情况要报市防委会办公室备案。确定的联络员要保持相对稳定，如确需变更，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将变更情况书面报市防委会办公室。
二、联络员的联络工作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由市防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联络工作可以采取召开联络员工作会议或填报《工作联络反馈单》的方式进行。
三、联络员的主要职责是：收集汇报本月消防工作情况、重大消防问题或重大火灾隐患的解决情况，反馈对消防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提请本单位每半年向市防委会报告一次全面工作情况。
四、联络工作情况由市防委会办公室及时在《重庆消防简报》中反映。
第十三条 工作督查制度
一、在重要节日、重要活动、重要季节、专项治理等全市性重要消防工作期间，市防委会可以组织成员带队，对各区县（自治县）、各行业、各单位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查工作视工作需要，可报请市政府或市防委会批准同意后，分别由市政府督查室或市防委会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二、工作督查实行成员带队负责制，采取联合督查、分片包干督查和本行业、本系统工作督查等形式进行。工作督查主要对督查对象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排查治理火灾隐患、开展消防宣传等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三、每次督查结束后，要写出督查情况报告，并及时向督查对象通报，提出改进和加强工作的意见。
四、每次督查工作完毕后，有关督查情况要及时反馈至市防委会办公室，办公室负责收集汇总，形成总结材料上报市政府或由市防委会办公室编发简报。
第十四条 工作备案制度
每季度首月的5日前，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将本地上一季度消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书面报市防委会备案。备案内容包括：上一季度火灾事故情况；本级防委会例会制度落实情况；本级政府贯彻上级部署的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市政府或市防委会下达的年度消防安全工作目标任务完成进度和落实措施；重大消防安全问题研究解决情况和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治情况；根据本地实际开展的消防安全工作情况等。
每年1月、7月的5日前，市防委会成员单位应将本单位、本行业、本系统半年开展消防工作情况报送市防委会办公室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规则由市防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表2：
工作联络反馈单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 位
联络员
联系电话
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包括落实上级有关消防安全工作的部署情况，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和检查开展情况，重大消防安全问题解决情况，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开展情况及对消防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内容）：
（市防委会办公室联系电话：67315427，传真：67315428）
关键词: 公司法/裁判法源/公司章程/类型化
内容提要: 公司章程作为裁判的法源，在公司法上已经得到确认。与1993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强化了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在理论上，关于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蕴含的法理存在契约说和自治规范说两种基本观点，但这两种观点都难以全面解释公司章程的真实本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何以成为裁判的法源，同样存在争议。从公司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法理来讲，公司章程内容可分为合同、自治规范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这种类型化的分析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法的依据找到了正当化的理由。
作为法典化的法律文本，公司法沿袭了民法设总则的立法体例，将一般性规则或抽象的原则前置，使公司法的体系“可以像几何图形一样的由上往下演绎出所需的规范”。[1]这种疑似德国古老的潘德克顿体系的总则，深受立法者和学者的共同青睐，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阐释立法目的、法学基本理论及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并担当起统摄整个规范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因此，总则部分的规范总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每个法条承载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公司法的总则也是如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1993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的总则增加了4个条文，而这增加的部分几乎都与公司章程有关。[2]这凸现了公司章程在整个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当“公司自治”被确立为2005年公司法修订的主题时，公司章程就注定要承担起这一新的立法使命。而这样的结果，最直接的就是导致了公司法规范结构的改变，公司章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体系存在于公司法的规范中。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公司法》总则中有关公司章程的规范演绎了这样一个逻辑，即公司章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违反公司章程会导致法律上否定性的评价。这就意味着《公司法》总则宣示了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这样一个事实。《公司法》总则的这种宣示，在整个公司法的规范体系中不断地显现，验证了公司章程所具有的实践性格。从这个意义说上，公司章程已大大超出了一般法律文件的意义，具有丰富的法学内涵。公司章程如何作为裁判的法源，无疑成了公司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立法表达与司法实践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公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
一、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立法表达
（一）2005年《公司法》对1993年《公司法》的修订
1993年《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则将其修改为“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从“依照本法”到“依法”，虽然寥寥两字之差，但却是立法者对待公司章程态度上所发生的质的变化。1993年《公司法》对如何记载公司章程事项大都有明确的规定，且强行法色彩浓厚，实践中的公司章程基本上是从公司法中剥离出来的，最多做几项“填空”而已。只在个别情形下，允许公司章程对法律的规定予以细化或补充。例如，“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等等。公司法并没有给公司自由地制定公司章程留下多少空间，导致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公司却有着整齐划一的公司章程的现象。可见，1993年《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法律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在该法唯一的一项有关股东救济的条款中，[3]公司章程的裁判法地位被立法者忽视了，这种状况大大降低了公司章程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皆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通过对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梳理，不难发现，与1993年《公司法》相比，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规范的数量、性质和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若不计援引适用的重复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1993年《公司法》共有45个条文涉及公司章程，而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涉及公司章程的规范猛增至64条，其中删除2条、[4]拆分1条、[5]修改4条、[6]新增22条，新增或修正的绝大部分内容体现在进一步尊重公司章程的法律地位、彰显公司章程的司法化理念等方面。尤其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引入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或者“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范，从而一改1993年《公司法》仅允许公司章程在个别内容上对法律予以细化或补充的立场，转而允许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这样的规范在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上一共有6处，[7]除了股权继承为新增条款外，其余条款都是在1993年《公司法》的基础上修订而来的。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以“但书”的立法技术，将原本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转变为任意性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公司法的这些规范仅仅具有填补公司章程空白的功能。这一变革使公司章程真正得以成为国家法律规范中的次级法律规范，并成为裁判的法源。
（二）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实质意义上将公司章程作为裁判依据的共有11项规定。[8]在这11项规定中，仅有前3项沿袭了1993年《公司法》的旧制，后8项均为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新增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正式出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基本上也印证了《公司法》的这一变化。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规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由多达22种，比2000年颁布实施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多了7种。[9]其中，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在这些案由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以当事人讼争的法律关系为基础，将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分别表述为“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将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的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皆纳入到“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表面上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对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并没有改变，似乎只是民事案由体系编排方法上的一种变化，其实不然。这种编排方法不纯粹是编纂的技术，也反映了司法者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7月1日《公司法》实施到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典型案例共400件左右，其中涉及公司、证券的案件10余件，主要包括股权转让、股票确权、公司收购、股份回购等方面的纠纷。在这10余件案件中，法院只在极个别案件的判决文书中依照《公司法》阐述了判决理由，绝大多数案件法院仍然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作出裁判的。虽然这些典型案例对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而言，或许算不上十分“典型”，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93年《公司法》的司法化程度是相当低的。因此，司法实践中将与公司章程有关的纠纷根据不同情形分别视为合同纠纷、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统揽这类讼争，折射出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实践品格。这些纠纷无需像以往那样借助于《民法通则》或《合同法》作出裁判，因为《公司法》为裁判依据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因此，从适用法的角度讲，可以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解释为“与公司法有关的纠纷”。
二、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法理基础之检讨
（一）学说争论
《公司法》虽然有总则的规定，但却无裁判法源之规范，这样当法官裁判案件时可能面临“找法”的难题。事实上，公司章程能否成为裁判法源，或者其作为裁判法源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在理论上是有不同看法的。长期以来，在判例和学说中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在公司与股东之间产生“法定契约”的效力。这是英美法中比较盛行的观点，大陆法系国家也有部分学者持此种观点。该观点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10]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14小节基本上是这种观点成文化的结果。[11]修订后的英国《2006年公司法》虽然对公司章程作出了部分改革，但仍然坚持认为其“是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相互之间的法定契约”。[12]之所以称之为“法定契约”，是因为它不同于“普通契约”的地方在于，公司章程的修改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权数的3/4多数同意，而“普通契约”条款的变更只要经过当事人的一致同意。“普通契约”的有些规则不适用于公司章程，如公司章程不能因为错误的意思表示、普通法上的错误、不当影响或者强迫而撤销；公司章程一经登记，即使不能代表股东的真实意思，法院也无权修改；法院也不能从外部情形推断默示条款来补充公司章程等。[1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自治规范。其立论的基础在于，“章程不仅对成立当初与公司有关系的人，而且对于因受让股份而成为新的股东，以及成立后选任的董事、监事也具有约束力。这是由于章程具有自治法的性质”。[14]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
应当说，遵循既有的契约理论来阐释公司章程的基本法理，是有深厚的法制史背景的。追溯公司法制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公司法原理最初是从合伙法的规则中脱胎而来的。由于合伙人之间为契约关系，因此，契约法是合伙的规范模式，是公司法的根源。[15]只不过，在公司法的发展过程中，合伙法的规则和契约理论对解释公司法律关系问题逐渐显现出它的局限性，所以在适用民法中有关契约的规定时，“要斟酌民法上关于契约的每一条文所具有的意思之后再决定是否在章程上类推适用”。[16]也正是因为如此，反对契约说的人认为，如果大幅度承认对一般契约的例外，那么公司章程的性质就很难视为契约，而且也没有视为契约的实际意义。[17]
（二）对现有观点的反思
用“法定契约说”或“自治规范说”来解释公司章程所蕴含的法理基础，其背后实质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法定契约说”着眼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公司章程使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等之间存在法定契约关系，这意味着公司章程条款的制定是由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等相互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自治规范说”强调的是公司的“自主立法”，[18]站在公司的立场，认为公司制定的章程对包括公司在内的相关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两种学说的基本差别在于前者为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的意思表示，后者则为社团的意思表示。析言之，其差别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对“法定契约说”而言，制订或者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对“自治规范说”而言，制订或修改公司章程的主体则是公司本身。（2）在“法定契约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具体条款是公司与股东或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合意的结果；而在“自治规范说”的场合，公司章程的内容是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股东大会决议的结果。可见，两种学说虽然都承认公司章程所具有的规范意义，但对据以作出裁判的法理基础则大相径庭，从中表达了在判决理由上的不同逻辑。
事实上，“法定契约说”主张在适用契约法规则时应作调整和变更，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裁判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但是，在什么情形下应遵守契约法的一般原理和规则，在哪些情形下不适用这些原理和规则，“法定契约说”似乎未能给出清晰的答案。这就容易导致裁判思路的紊乱，从而造成相同案情不同裁判结果的司法窘境。同样，当公司章程排除适用公司法时，依“自治规范说”不加区别地承认“资本多数决”原则，必然引发对公司章程正当性的疑问。迄今为止，两种学说的奉行者仍然相互杯葛，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公司法理学中待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定契约说”还是“自治规范说”，都无法全面揭示公司章程的真实本质。当我们站在某一学说的立场来审视、评判另一种学说的不足与弊端时，会惊奇地发现，两种学说在思维上所犯的其实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公司章程似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件。这种思维错误十分类似于“私法的公法化”这样一种表述。当民法是私法成为学界的共识时，无意间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私法就是民法，于是，当民法出现公法色彩的规范时，被煞有介事地总结出一个结论，即私法的公法化。显然，这是逻辑思维上的一个错误。因为，如果把民法规范理解为包含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的话，是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关于公司章程的两种学说，在思维上也正是犯了这样一个类似的错误。如果把公司章程内容分解的话，恐怕结论就不言自明了。因此，“法定契约说”也好，“自治规范说”也罢，针对的只能是公司章程中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整个公司章程。
三、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司法实践
（一）对公司章程作为裁判法源的经验性考察
公司章程要真正成为裁判的法源，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公司章程的内容必须是有效的。在司法的过程中，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的行为应归为无效，否则强制或禁止的法意无由贯彻，这一点已成为司法上基本的观念。从反面解释，未与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相冲突的行为就是有效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经验性的解释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得到了印证；但在特殊情况下，违背强制性规范的行为“亦有仅一部为无效或仅为得撤销或加以别种制裁者，稀有不完全之规定，其违反亦无制裁者”。[19]尤其是在强制性规范未具明文化的情形下，如何认定公司章程的效力就值得认真研究了。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因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引发的纠纷不少。其中，多数争议源于对公司法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不同所致。公司法在导入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时，未能充分注意到适用公司章程的法理基础，从而出现法律漏洞，以至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章程的“另有规定”徒增争议。例如，2007年周岩诉江苏省大丰市丰鹿建材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20]被告以原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之后召开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或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虽然原告对此投了反对票，但被告仍依照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规定转让了原告的股权，遂引发纠纷，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一审法官认为，根据公司法“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被告修改公司章程的程序合法，其修改的内容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应为有效。二审法官则认为，股东权的自由转让是股东固有的一项权利，股东权一经设立，除非经合法转让，或由国家强制力予以剥夺，或公司经清算程序予以分配，否则不能被变动。因此，股东权的自由转让原则应理解为强行性法律规范中的效力规定，凡违反该原则，限制股东权自由转让的公司章程条款应归于无效。需要注意的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试行）》）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其对此类问题所作的规定是：“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退休、解聘、调动等原因离开公司时应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但未规定具体受让人，且当事人无法协商一致的，股东会确定的股东有权受让该股权”。[21]《意见（试行）》显然与一审法院的主张是一致的。事实上，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例如，在2006年滕芝青诉江苏省常熟市健发医药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一案中，[22]法院也认定公司章程修正案所规定的“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的条款无效。可见，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对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规范缺乏全体认同的法学思维方法和适用法律的解释方法，这一现象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司法难以统一，公司法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23]
（二）对公司章程内容的类型化分析
基于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所带来的变化，公司章程在司法化的过程中，其作用机理难以单纯用“法定契约说”或“自治规范说”来加以阐释，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章程内容作类型化的分析，以便为公司章程成为裁判的法律依据找到正当化的理由。从公司章程内容所蕴含的法理来讲，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3类，即合同、自治规范以及根据具体情形确定为合同或自治规范。下面分述之。
1.作为合同的公司章程。将公司章程赋予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相互之间合同效力的公司法规范，在公司法上主要体现在股东的出资责任上。这包括：（1）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2）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3）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未能按照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股东对公司的连带责任，等等。[24]立法上“违约责任”、“连带责任”的用语，表明了公司章程有关股东出资的规定，在性质上属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
2.作为自治规范的公司章程。这部分内容主要有：（1）公司的内部事务管理，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或其他解散公司的事由；（2）公司机关的权限以及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3）董事的任期、执行董事的职权、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4）监事会中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的比例；（5）公司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本公司股份的特别规定，以及董事、经理与公司之间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规定等。其中，关于经理的职权、公司转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规定，在1993年《公司法》上为强制性规范，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则转变为任意性规范，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法规定予以补充或者排除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渝办发〔2008〕130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制订的《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已经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第一季度例会讨论通过，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五月四日
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重庆市消防条例》、《重庆市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5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十一五”期间消防工作的意见》（渝府发〔2006〕59号）、《重庆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意见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06〕14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防委会）。各区县（自治县）、开发区防委会及行业、系统和乡镇、街道防委会根据实际，参照本规则制定相应的工作规则。
第三条 组织实施
本规则由市防委会办事机构市防委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第二章 市防委会组成及调整办法
第四条 市防委会组成
一、市防委会设主任1名，由市政府分管消防工作的副市长担任；设副主任若干，由市政府分管消防工作的副秘书长或办公厅副主任以及重庆警备区、市综治办、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安监局、市政府督查室、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等部门主要领导担任；成员由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劳动保障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市政委、市交委、市商委、市文化广电局、市卫生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旅游局、市农业局、市中小企业局、市人防办、市总工会、市妇联、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的分管领导担任，成员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调整。
二、市防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办公室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办公室主任由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主管防火工作的副总队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监督部部长担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由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组成，专职人员在武警重庆市消防总队内部选定，兼职工作人员由各成员单位联络员担任。
第五条 市防委会成员单位及成员调整
一、市防委会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5年。成员单位、成员和联络员要保持相对稳定。
二、因成员单位机构调整或职能变更，或因工作需要增加、减少成员单位时，由市防委会办公室提出意见，经市防委会主任审批后，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行文调整。
三、因人事变动或分工调整，需变更市防委会成员时，由成员单位及时提出继任者名单书面报市防委会备案，经市防委会主任同意后，适时以市防委会名义行文调整。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市防委会工作职责
市防委会是市政府非常设的议事协调机构，在市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全市消防工作。
一、执行国家、本市有关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贯彻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公安部关于消防安全工作的指示、规定。
二、研究审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措施和消防发展规划，协调解决消防队站、消防水源、消防通信等消防基础设施，消防装备、多种形式消防队伍、社会化消防宣传以及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等重大问题。
三、定期分析、研究、解决消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研究部署消防工作，督促全市各级政府、行业、系统和社会单位贯彻消防法规，整改火灾隐患，总结、推广消防工作先进经验。
四、在重要节日、重要活动、重要季节、专项治理等全市性重要消防工作期间，对各区县（自治县）、各行业、各单位的消防工作落实情况组织开展督查。
五、组织检查、考核和表彰，指导、考核下一级防委会以及行业、系统防委会工作，每年组织对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消防工作责任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对消防工作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地区、先进集体和个人提出表彰奖励意见，经市防委会全体会议研究同意后，报市政府审批。
第七条 市防委会办公室工作职责
一、及时向市防委会报告上级有关消防工作的规定、指示和要求，并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意见和实施办法。
二、全面掌握消防工作动态，定期分析火灾形势和消防工作形势，及时向市防委会汇报消防工作情况，提出建议、当好参谋。
三、针对涉及全局性消防工作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工作建议和解决办法，协调实施。
四、制定年度消防工作意见和对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行业、系统消防工作年度考核标准和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五、负责市防委会成员带队调研、检查、督查等服务工作。
六、负责市防委会会议筹备、文件起草、印发和档案管理等日常工作。
第八条 市防委会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见附表。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九条 例会制度
一、市防委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市防委会全体成员参加。根据工作需要，经市防委会主任批准，可随时决定召开和扩大参会人员范围。每次会议要主题明确、内容具体。
二、例会在报请市防委会批准同意后，由市防委会办公室组织。会议议定事项以《重庆市防火安全委员会会议纪要》的形式公布，由市防委会办公室负责整理、起草。
三、市防委会成员本人遇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应提前向市防委会办公室请假，同时委托本单位一名负责同志参加。
第十条 公文办理制度
市防委会及办公室可对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区县（自治县）防委会行文。以市防委会名义发文，由市防委会主任或被授权的副主任签发；以市防委会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市防委会办公室主任或被授权的副主任签发。
第十一条 工作调研制度
一、每年组织市防委会成员参加一次工作调研，调研题目可由市防委会成员提出，也可以由市防委会办公室提出，经市防委会讨论通过后印发各成员单位。
二、市防委会成员单位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系统实际，按照分配的或自选的调研题目，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并按照规定时限上报调研报告。
三、市防委会工作调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进行，根据调研内容组织相关成员赴市外、国外考察或请有关专家讲座授课。各成员单位也可结合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
四、市防委会办公室负责调研报告的收集，对优秀调研报告可刊发简报或印制成册下发各成员单位或区县（自治县）防委会。
第十二条 联络员工作制度
一、市防委会成员单位要确定一名联络员，参与防委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联络员姓名、职务、联系电话等基本情况要报市防委会办公室备案。确定的联络员要保持相对稳定，如确需变更，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将变更情况书面报市防委会办公室。
二、联络员的联络工作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由市防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联络工作可以采取召开联络员工作会议或填报《工作联络反馈单》的方式进行。
三、联络员的主要职责是：收集汇报本月消防工作情况、重大消防问题或重大火灾隐患的解决情况，反馈对消防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提请本单位每半年向市防委会报告一次全面工作情况。
四、联络工作情况由市防委会办公室及时在《重庆消防简报》中反映。
第十三条 工作督查制度
一、在重要节日、重要活动、重要季节、专项治理等全市性重要消防工作期间，市防委会可以组织成员带队，对各区县（自治县）、各行业、各单位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督查工作视工作需要，可报请市政府或市防委会批准同意后，分别由市政府督查室或市防委会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二、工作督查实行成员带队负责制，采取联合督查、分片包干督查和本行业、本系统工作督查等形式进行。工作督查主要对督查对象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排查治理火灾隐患、开展消防宣传等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三、每次督查结束后，要写出督查情况报告，并及时向督查对象通报，提出改进和加强工作的意见。
四、每次督查工作完毕后，有关督查情况要及时反馈至市防委会办公室，办公室负责收集汇总，形成总结材料上报市政府或由市防委会办公室编发简报。
第十四条 工作备案制度
每季度首月的5日前，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将本地上一季度消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书面报市防委会备案。备案内容包括：上一季度火灾事故情况；本级防委会例会制度落实情况；本级政府贯彻上级部署的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市政府或市防委会下达的年度消防安全工作目标任务完成进度和落实措施；重大消防安全问题研究解决情况和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治情况；根据本地实际开展的消防安全工作情况等。
每年1月、7月的5日前，市防委会成员单位应将本单位、本行业、本系统半年开展消防工作情况报送市防委会办公室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规则由市防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表2：
工作联络反馈单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 位
联络员
联系电话
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包括落实上级有关消防安全工作的部署情况，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和检查开展情况，重大消防安全问题解决情况，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开展情况及对消防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内容）：
（市防委会办公室联系电话：67315427，传真：67315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