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发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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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沉默权的建立有利于保护人权，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有利于保护诉讼的公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实现了诉讼结构的公正。但在实行沉默制度时，要考虑我国的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同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不能简单的照搬照抄，要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沉默制度，发扬沉默制度的特点，尽力消除它的负面影响，从而使沉默制度更完善。

　　关键词：沉默权制度；制度引进；中国国情；诉讼结构；司法制度


　　沉默权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反映了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但沉默权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一、沉默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一）英国的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制度诞生于英国。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自古就有正当程序的理念，在13世纪早期，普通法院与教会法庭并存于英国，但英国宗教法庭的管辖范围远远超出宗教事务，两者之间关于管辖范围的争斗异常激烈。英国普通法院采取了陪审制度，废除了宣誓作证，而宗教法庭采用了纠问式宣誓制度，并逐步发展为纠问式诉讼模式。对于这种方式，英国法学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沉默权就是作为反对“依职权宣誓”的审讯制度的有力武器，在这两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被提出并逐步丰富与发展。而1639年李尔本案件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在该案中，强迫李尔本作证，遭到了拒绝。李尔本在法庭上说：“任何人都不得发誓折磨自己的良心，来回答那些将使自己陷于刑事追诉的提问，哪怕是装模作样也不行。”星座法院遂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决李尔本藐视法庭罪，对其施以鞭挞和枷刑。在1641年，英国议会废除了星座法院的判决，成为重要的转着点，随后，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沉默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英国《1898年刑事证据法》，该法明确规定了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沉默制度也受到了挑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在这次改革中，限制沉默制度与否成为焦点。后因为爱尔兰恐怖事件，沉默制度受到了重要限制。[2]

　　（二）美国默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法律深受英国的影响，同时由于美国本身的特有文化，使美国法律重视人权，因此沉默制度得到发展。在1936年的布朗诉密西西比案中，最高法院肯定了沉默制度的原则，认为强制和暴力导致的自白无效，促进了沉默制度的发展。但由于该沉默制度的规则很不容易把握，因此又对其进行了改革，1966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规则[4]它对沉默制度进行了限制，规定了法律人员的职权行为，有利于掌握。米兰达规则的形成还得益于西方刑事诉讼法则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首要的仍是美国政治传统上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法律一特别是程序法的信任和维护，以及最高法院点石成金般的权威。这进一步促进了沉默制度的发展。

　　二、沉默权制度的内涵

　　（一）沉默权制度的内涵

　　沉默权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有权利保持沉默。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沉默权制度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法院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进行违背自我意愿的认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方和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答的权利。法院应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该权利不受侵犯，警察、法官、检察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决。（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就案件事实做有利或不利于自己陈述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陈述必须出于被讯问人真实的意思，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官不得把非自愿、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和选择权利。这体现了维护当事人自我法律权益的原则。特别注意，当犯罪嫌疑人违背自我意识做出的陈述是无效的，法律上不予认可。[1]

　　（二）沉默权制度内涵所体现的价值

　　1.沉默权制度是程序正义的体现。诉讼程序具有独立于实体法之外的自身程序的价值，司法机关只有依照法定程序才有权与予以定罪。只有当程序的价值得到保障，那些利益会受到程序结果直接影响的人才能被视为受到基本公正的对待，经过这样的法律程序产生的实体结果才能视为是公正的。沉默权制度通过不自证其罪、陈述的选择权、保持沉默且法官不得据此作出不利裁决等途径体现程序正义。司法机关必须依靠公正的程序，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而沉默制度因其自证其罪、陈述的选择权、保持沉默且法官不得据此作出不利裁决等途径体现程序正义，因此体现了程序正义。[6]

　　2.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比，处于弱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赋予被告人辩护权、沉默权、回避权等一系列诉讼权利，要求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其目的就是为了真正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完整性，确保其拥有足以与国家追诉相关相抗衡的能力，使国家追诉权得到适当的限制，让双方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以确保司法公正。

　　3.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是符合法治精神的。沉默权的确立是对侦查权的一种限制与平衡。侦查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两个原则：一是保障公民权利、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原则；二是遵循程序原则，坚守程序的公开性。第一个原则是民主的要求，即权力源于权利，权力须服务于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公正的要求，公平、正义是权力行使的伦理基础，道义性支撑着权力的正当性。沉默权的确立，从性质上使其纳入了法定权利的范畴，从而使权力行使者首先面临的是权利的尊重与保障的问题，这必然要求审讯者不能把犯罪嫌疑人当作简单的客体或一个为获得对己有利的证据而任意摆布的工具，而应当把他（她）提高到一个自由的、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地位。[7]

　　三、如何构建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的内容及其在中国的现状分析

　　美国学者对沉默权的内容做了详尽的表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做出供述或提供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及时告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做出对其不利的推论。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做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是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的出于其真实意愿的陈述，法庭不得将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出于其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做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5]

　　刑诉法第43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所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有学者因此认为我国存在特别的沉默权制度，我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

　　刑诉法严禁用刑逼供等强制方法收集证据，体现了我国法律注重保护犯人的基本人权，但是，出于对案情真实的追求，我国法律仍然对沉默权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而且还要求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如实回答。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侦察人员过分依赖口供，往往通过口供再去调查其他证据，以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可以说，禁止以强制手段迫使被追诉者自我归罪与要求如实陈述的义务并存，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追求的程序正义与追求真实利益之间冲突在立法上的反映。[7]

　　同样，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一规定与沉默权也是大有区别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是指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和查明本案案情毫无关系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与本案有关的问题，他就不再享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而应当如实回答，若是拒绝回答，后果则是抗拒从严，这一政策是与沉默权对立的。沉默权是以无罪推定原则和不得自我归罪原则为理论基础的，1688年英国大主教圣克莱夫特诉诸这样一句名言“我有权不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这是对沉默权最好的佐证。可见，拒绝回答与沉默权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据此，我认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3]

　　（二）我国发展沉默权面临的困难

　　1.受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的影响，我国当前缺乏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文化观念基础。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强调人性本善，讲求和谐，中庸，因此提倡以礼法教化，孔子提出有教无类，认为民知耻而无讼，因此我国民间也以诉讼为耻，不重视自我的诉讼权利，也无相关的法治理念。中国社会的传统特征是等级和身份，国家也认为百姓无需有相关权利，而只要履行规定的义务就可以了。市民法意义的个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与强大的政治权力相比，个人根本不可能有社会尊严可言。而沉默权的本质在于尊重个人的尊严，规定沉默权就意味着允许个人对官方的追诉进行消极的抵抗，以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根据这一权利，政府不得要求受到刑事追诉的个人协助其实现惩罚犯罪的任务。这一本质与西方传统的以人为本，尊重个人尊严的文化观念是暗合的，即在西方有沉默权存在的文化观念条件。而在我国刑事活动中，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以法律规定，负有依职权主动查明犯罪的责任，而嫌疑人则有配合协助国家查明真相的义务，中国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成为被刑诉、被呵斥的对象，是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毫无个人尊严可言，并且这种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当然,近几年,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国家重视保护人民的法律权益,提出重视人权,加强法治社会的建设,人的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生活的个人自由已经有了起码的保障，个人的法治观念也得到提高,重视保护自我的合法权益 .但也要看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侵犯个人的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尤其是司法系统,刑讯逼供的现象还屡禁不绝,由此可知，沉默权制度的发展缺少文化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发展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保护人权，构件我国的人权体制。[4]

　　2.我国目前的犯罪态势和侦查能力矛盾的存在，阻碍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西方资本思想的大量传入我国，以及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引发犯罪的社会消极因素而与我国高犯罪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尤其是基层机关普遍存在办案经费不足、办案装备落后、装备科技含量低、交通工具短缺、侦查水平不高、人员素质不高等刑事侦查资源不足的问题。大量存在，我国的犯罪率一直呈增长趋势，虽然经过多次“严打”和连年不断的“专项治理”，但犯罪率始终居高不下。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犯罪呈现高科技，高智商犯罪比例不但增加，如果我国实行沉默制度，赋予被追诉者享有对抗追诉者的权利，必然会给公安、司法人员带来许多麻烦，不利于案件的侦破。但这同时也是我国法律进步发展的必经阶段，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3.建立沉默权制度的配套制度尚不健全，对沉默权造成影响。我国要建立沉默制度，必须考虑与此相关的其他配套制度。默权制度不是孤立的制度，它的良好运行需要相关制度与之配套。而我国目前与之配套的制度还很不健全，甚至有些法律制度还与其宗旨相抵触。首先，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尚不健全。
刑罚执行作为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关乎刑事法律的价值追求和目的能否实现。减刑假释作为最重要的执行变更制度，因其集中体现了刑罚的目的和成效，而成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心。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犯罪高发，先后修正的刑法和刑诉法对犯罪控制作出新的回应。刑事司法以宽严相济政策为指导，也正把实质解决矛盾纠纷作为功能定位，作为“下游”的刑罚执行实现相应的转型已是势所必然。

　　从执行“惩罚”到执行“变更”

　　刑罚应当执行，但刑罚不是为了执行而执行。除了死刑罪犯外，其他罪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被认为是可以改造的，罪犯经过教育改造，能够回归社会，而且不再犯罪。单纯地把刑罚执行当成执行惩罚，与“不再重新犯罪”的执行目标背道而驰，纯粹的惩罚不仅不能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反而会使其产生抵触情绪和对社会的仇恨情绪，加剧出狱后再犯罪的危险。实际上，绝大多数罪犯因改造表现好被减刑假释，减刑假释成为刑罚有效执行的标志，罪犯没有被减刑或假释某种意义上恰是刑罚执行缺乏效果的标志，因此，减刑假释理应是刑罚执行的重心。

　　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把减刑假释作为“执行”—— “优良”的刑罚执行，对改造表现好的及时提请减刑假释，形成鼓励改造的良性循环，除法律规定以外，一般不应再人为就标准、对象和条件等附加限制，对于申诉的也不要一概视为不认罪悔罪，对犯人不同意减刑假释的，也应妥善设法解决。

　　从惩罚报应到预防矫正

　　我国刑法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惩罚是报应的需要，其实也是威吓式的消极预防，与报应对应的预防则是教育矫正的积极预防。刑罚的目的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有所侧重。在立法阶段，以报应为基础，侧重面对社会的一般预防；在司法裁量阶段，以报应为主，兼顾预防；在刑罚执行阶段，侧重个别预防，兼顾报应限制和一般预防。可见，在执行阶段，预防是主要目的，但同时受报应制约，这种制约最主要的就是死缓、无期及有期徒刑罪犯的最低实际执行期。

　　我们应当改变重报应、轻预防的观念，根据犯罪情况和具体改造表现，对宣告刑过重的，运用减刑假释手段，适当加大从宽幅度，避免使宣告刑成为“过剩”刑罚；对超过法定最低服刑期限的，根据不同情况，合理设计罪犯的改造出路。

　　从犯罪为中心到犯罪人为中心

　　刑法犯罪论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客观主义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注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评价；主观主义以犯罪行为人为中心，注重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我国刑法既不是客观归罪，也不是主观归罪，而是主客观相统一，并呈现出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特征，应当说这是较为科学的。但在刑罚执行阶段，犯罪客观方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已经评价完毕，在刑罚执行阶段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刑罚预防目的决定的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刑罚执行正是通过矫正改造犯罪人格，消除其再犯可能的人身危险性，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减刑假释所要求具备的悔改表现及假释特别要求的“无再犯罪危险”，正是人身危险性的范畴。即使限制减刑和禁止假释罪犯，从人身危险性分析减刑、假释也并不存在障碍，限制、禁止只是出于报应的需要。

　　我们应以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为依据决定减刑、假释，而不是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因民间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的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比盗窃、寻衅滋事严重，长刑期罪犯并不一定就比短刑期罪犯难于改造，相反，实证情况表明长刑期罪犯经改造再犯罪率大大低于短刑期罪犯。在刑罚执行中，应当以个别预防为目标，区分不同罪犯的主体方面特征，有针对性地教育改造。

　　从重客观改造到重主观改造

　　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主要依据罪犯的考核得分和受奖情况，在考核比重中，生产劳动占比最大，由此造成了“唯分是举”、忽视罪犯主体差别、以劳动表现代替思想表现的不科学、不公平的客观主义倾向。减刑假释的根本条件是罪犯思想上的悔罪表现，劳动改造好并不等同于思想改造好。所以，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应当重视审查罪犯主观方面思想改造表现，不搞唯分决定论，对于劳动能力差的老病残罪犯、青少年罪犯，更应当不囿于劳动表现，正确认定悔罪表现，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颁布的关于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从减刑假释失衡到减刑假释平衡

　　我国减刑和假释适用的比例存在严重失调。对减刑短期功利、缺乏监督制约、适用过多过滥等弊端、副作用，假释行刑个别化、社会化、经济性及有效预防犯罪等优点，认识上已无争议，但假释适用率一直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分析起来，减刑倍受青睐，假释备受冷落主要是因为减刑适用无风险，假释适用风险大，假释“不致危害社会”的实质标准过高，假释事后监管缺位。如果说这些原因是客观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修改后的刑法和刑诉法将死缓罪犯和无期徒刑罪犯实际服刑期限提高，监狱监管压力加大；将假释实质条件修改为“无再犯罪危险”更加科学，减轻适用判断难度；确立社区矫正制度，对假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加强事后监管教育等新情况下，我们需要审视：假释适用产生了什么变化？假释率有没有提高？如果没有提高又是什么原因？

　　关于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模式设想显然较长时期内不够现实，比较现实的是促进减刑假释结构平衡。提高假释率的制度、环境、条件均已具备，关键是如何从实务操作上改进。首要的是引导执行机关对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及时提请假释，提请是前提，人民法院不仅要对提请假释的进行审查，对提请减刑的也要进行审查，如采用假释更合理的就应当予以变更。其次，合理分流减刑假释。对服刑期限超过1/2的，根据犯罪主体、原判刑期、剩余刑期情况，将罪犯分别引入减刑和假释的渠道，为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原则上应对剩余刑期较短的罪犯采取假释方式。

　　从专门控制到合作治理

　　犯罪可以控制，却无法消灭。犯罪发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犯罪来源于社会，也必须在“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解决。我国受单纯国家本位主义和犯罪是侵害国家利益理论的影响，国家在惩罚和控制犯罪中处于垄断地位，监禁刑处于刑罚主导地位。监禁化的效果被证实差强人意，而行刑社会化方兴未艾。刑法、刑诉法的修正适应新形势，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正是专门力量加强与社会合作治理、控制犯罪理念的反映。人民法院应当与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以及社区组织加强合作，在假释适用上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预前评估和事后参与作用，努力改善刑罚执行方式，优化犯罪预防效果。

　　从审理行政化到诉讼化

　　目前的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基本是：执行机关集中报请，法院集中办理，执行机关怎么报，法院一般怎么批。这种以监狱为主导的法院审批做法实际上是行政审批制，存在不够公开透明、仓促办案等弊端，也不符合准司法程序的性质。新颁布的减刑假释司法解释向诉讼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人民法院应当推进减刑假释审理程序诉讼化改革，注意听取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组织以及被害方的意见，构造有关各方充分参与的诉讼模式。通过诉讼化的程序，增强裁定的公开透明度和可信度，最终使假释像缓刑适用一样形成一套成熟可行的制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