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查权亟待进一步立法保障/杨红良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2:19:14 浏览: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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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调查权亟待进一步立法保障
杨红良
俗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民事案件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一方面是出于对律师专业知识和诉讼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律师获得他们本无法获得的证据材料，以充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当事人这前一方面的期望，律师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尽可能地去达到，但对他们这后一个期望的实现，目前还需要我国立法在律师调查权方面的进一步改进。
今年年初，我受理了一个债务纠纷案件，代理本市一原告向远在江苏某市的被告追索几十万元的欠款。由于对方银行账户等信息无从查找，我们决定先对他在该市居住的房子进行调查，看看那套房子是否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以便采取相应的诉讼措施。我赶到了该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交了执业证和我们律所的介绍信，在《查询申请表》里写明了要查询房产的具体地址和门牌号码。接待人员接过我的材料，二话没说地答复道：“不可以查的”。我问她什么情况下才能查，她说，只有法院正式立案了，凭立案通知书才给查。我据理力争，说我方当事人知道了对方的财产情况才能决定是否起诉以及如何起诉，没有这方面材料叫当事人怎么冒然去立案呢？可不管我如何解释和请求，接待人员还是坚持“不可以”，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失望和无奈中，我只得悻悻地回到了上海。
今年八月份，我代理的一个继承案件中，需要调查原告一兄长的子女情况。法院给开了调查令，被调查单位是浙江绍兴某公安局。我赶了四个多小时的路到达了那个公安局的户籍接待处，提交了证件和调查令，请那里的值班警察给予配合。经过户籍资料调查，发现那里并没有我所需要调查的信息。于是警察双手一摊，告诉我说：“没法发现这个人的子女情况。”我要求他将这一信息给予注明，并加盖公章，警察说：“没有就是没有，不用注明的。”我又强调说，我回到上海后要向法官提交调查情况，你们如果不给注明，无法证明我已经来公安局调查过啊。但无论我如何央求，警察还是不为所动，最后我只得拿着原封不动的调查令，又赶了四个多小时的路回到了上海。
对于上述这样的情况，律师同行应该或多或少遇到过，调查取证难已经成为律师执业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障碍。有一次，一位同事有点愤愤不平的回到所里，说想不通自己堂堂一个律师竟然被一个工地看门的老大爷挡在了门外。
其实，无论是房地中心的员工、工地的门卫，还是公安局的警察，我们都没有必要去埋怨。要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还需要从立法层面上取得突破。
现行《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出了似乎明确的规定，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单位和个人面对律师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或者消极应付，怎么办？目前的立法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在律师的“公权力”色彩已经去除的现如今，按照“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逻辑，如果没有法律层面关于律师调查权在救济和制裁措施上相应的跟进，律师的这一权利无疑会被架空。因为，出于各自的利益保护和岗位要求，在没有强有力的“否则”规定的情况下，别说普通百姓，就是国家干部，在面对以“私权利”开展工作的律师的调查要求时，都会寻找千万个理由予以搪塞，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不做你又能拿我怎么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律师的调查权最终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乃至司法的客观公正。对那些无故不配合律师依法调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相应地规定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说到底，这也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
2009年10月18日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杨红良律师
杨红良
俗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民事案件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一方面是出于对律师专业知识和诉讼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律师获得他们本无法获得的证据材料，以充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当事人这前一方面的期望，律师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尽可能地去达到，但对他们这后一个期望的实现，目前还需要我国立法在律师调查权方面的进一步改进。
今年年初，我受理了一个债务纠纷案件，代理本市一原告向远在江苏某市的被告追索几十万元的欠款。由于对方银行账户等信息无从查找，我们决定先对他在该市居住的房子进行调查，看看那套房子是否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以便采取相应的诉讼措施。我赶到了该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交了执业证和我们律所的介绍信，在《查询申请表》里写明了要查询房产的具体地址和门牌号码。接待人员接过我的材料，二话没说地答复道：“不可以查的”。我问她什么情况下才能查，她说，只有法院正式立案了，凭立案通知书才给查。我据理力争，说我方当事人知道了对方的财产情况才能决定是否起诉以及如何起诉，没有这方面材料叫当事人怎么冒然去立案呢？可不管我如何解释和请求，接待人员还是坚持“不可以”，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失望和无奈中，我只得悻悻地回到了上海。
今年八月份，我代理的一个继承案件中，需要调查原告一兄长的子女情况。法院给开了调查令，被调查单位是浙江绍兴某公安局。我赶了四个多小时的路到达了那个公安局的户籍接待处，提交了证件和调查令，请那里的值班警察给予配合。经过户籍资料调查，发现那里并没有我所需要调查的信息。于是警察双手一摊，告诉我说：“没法发现这个人的子女情况。”我要求他将这一信息给予注明，并加盖公章，警察说：“没有就是没有，不用注明的。”我又强调说，我回到上海后要向法官提交调查情况，你们如果不给注明，无法证明我已经来公安局调查过啊。但无论我如何央求，警察还是不为所动，最后我只得拿着原封不动的调查令，又赶了四个多小时的路回到了上海。
对于上述这样的情况，律师同行应该或多或少遇到过，调查取证难已经成为律师执业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障碍。有一次，一位同事有点愤愤不平的回到所里，说想不通自己堂堂一个律师竟然被一个工地看门的老大爷挡在了门外。
其实，无论是房地中心的员工、工地的门卫，还是公安局的警察，我们都没有必要去埋怨。要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还需要从立法层面上取得突破。
现行《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作出了似乎明确的规定，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单位和个人面对律师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或者消极应付，怎么办？目前的立法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在律师的“公权力”色彩已经去除的现如今，按照“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逻辑，如果没有法律层面关于律师调查权在救济和制裁措施上相应的跟进，律师的这一权利无疑会被架空。因为，出于各自的利益保护和岗位要求，在没有强有力的“否则”规定的情况下，别说普通百姓，就是国家干部，在面对以“私权利”开展工作的律师的调查要求时，都会寻找千万个理由予以搪塞，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不做你又能拿我怎么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律师的调查权最终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乃至司法的客观公正。对那些无故不配合律师依法调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相应地规定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说到底，这也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
2009年10月18日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杨红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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